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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2016-05-27 10:05:00 | 来源:中国税务网-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地方税务局 | 作者:马生勋

      父亲是一九九四年农历九月十四去世的,享年七十七岁。那年我二十七岁。

      我总觉得父亲的去世与我的结婚有关——最小的儿子成家立业了,父亲感觉一下子卸去了身上所有的负担,没有了下一步的规划,没了心劲,便老了。九一年起开始步履蹒跚,九三年脑溢血后生活半自理,一年后离世。

      解放前

      父亲民国六年出生于平罗县高庄乡的一个世代农民家庭,是长子,下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从后来的可以读书推断,父亲是念过书的。稍大,在取得我爷爷的充分信任后便担负起了整个家庭的责任。父亲身材尚算魁梧,二十岁前,当过三次壮丁,他自己、还有替两个弟弟。抓壮丁的是当时“宁夏王”马鸿逵的部队。父亲当逃兵应该不止三次,这从他身上被“揭背花”(柳条抽打背部,对逃兵的刑罚)留下的纵横交错的印痕可以看出。

      父亲最后一次从马匪的部队逃跑,迷失了方向竟跑到了陕甘宁边区的盐池。边区政府按投诚对待,父亲识字,当时人才奇缺,一下子就当了政府招待所的所长(行政级别不详)。父亲讲,他那时和衣衫褴褛的红军有过接触,并远远看过同样衣衫褴褛的毛泽东演讲。父亲很赞成红军的纪律与亲民,但不看好他们的前景。不久父亲又跑回了他的家乡。后来父亲常为他的判断失误懊悔。

      父亲的恋家是因为责任,作为长子,父亲要为他的父母和妹妹弟弟刨闹吃喝。

      父亲那时的主要营生是靠两匹骆驼往返于银川、包头之间搞“物流”。货物大概是煤、布匹、茶叶、针头线脑之类。那时没有正经的路,沿途全是黄沙,人烟很少,据说还有鬼。无论冬夏,晚上就宿在骆驼的肚膛子下面。

      父亲最受惊吓的经历有两次。

      一次是在马鸿逵部队当逃兵被抓,用刑后关禁闭,他的好友连长给送了些好吃食,说是“断头饭”,父亲哭了整整一夜。结果天亮被放了继续当兵,酝酿下一次的逃跑。

      再一次就是建国初,在黄渠桥与当日叛逃准备上贺兰山为匪的郭栓子匪队“偶遇”,差点被灭口,关键时刻认识父亲的郭匪随从按下了郭匪举枪的手,情节像电视剧一般。当时害怕到什么程度,后来父亲没有认真讲,可能是不够英雄。

      那时的父亲与他的妻儿还不认识。

      解放后

      “土改”以后,家里分了几亩薄田,父亲便有了一番过好日子的雄心壮志。

      父亲几时成婚我不清楚,只知道我的大哥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父亲三十八岁。

      一九五八年,父亲因煽动社员挖吃自留地的土豆事发,被人民公社一纸传票勒令到公社“集训队”劳动改造,父亲怕被苦死,举家连夜步行到三十公里外的石嘴山红果子火车站趴车逃往内蒙,几经辗转落脚到了五原县乃日拉图公社红光九队——后来我的出生地。那时我的大哥刚刚小跑,二哥尚在怀抱,那是怎样一个逃难场景,实难想象。

      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生产队里父亲客串过很多角色。持之以恒的角色是队上的贫协主席兼“投机倒把”分子。具体的分工有时是给生产队放牛,偶尔会把牛的料饼(榨油残渣)拿回家给我们当饭吃;有时是给生产队种瓜看瓜,偶尔也会袖筒里顺几个香瓜给我们吃,“春江水暖鸭先知,地里瓜熟我先吃。”父亲干过牛车把式,还当过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工地上的厨子。

      从父亲在大集体时,一个外乡的回民(在河套势单力薄),能够在队委会里长期保持一席之地看,除了河套人宽厚的原因,父亲为人处世应该很好;从生产队分粮、分瓜菜、分煤、偶尔分肉、分任何东西都是父亲掌称这点来看,父亲应该相对公平,私心也不会很重;在取消高考的年代里,我的大哥二哥都读完了高中,证明父亲知道有文化的好处,而且心中是有希望的,虽很渺茫。

      再说父亲的“投机倒把”,当时这是一个罪名。那时候是不允许个人商业行为存在的,凡小商小贩一概冠名为“投机倒把”分子,与政治有关,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扰乱公有制市场秩序。且与能力有关,人笨胆小干不了。罪行不大,名声不好。农业社土地贫瘠人懒惰,一家的壮劳力如果多一些,一年下来能混个水饱。偷摸吃喝不算丢人,人人如此,但不能偷私人的。我记事起,我们家的壮劳力就只有父亲。母亲多病,大哥是民办教师,其他三个参差不齐的上着学,在当时全算“饭桶”。所有的生计只有靠父亲去谋划且身体力行。于是便干起了投机倒把的行当。仗着在宁蒙两地人头熟、行情明,农闲时把河套的葵花籽炒熟,手提肩扛逃票坐火车到宁夏,在平罗电影院门口摆摊量杯零售。再把宁夏的针纺织品、苹果之类带到河套卖给“老东人”过大年。听父亲讲说,全过程像极了做贼,精神高度紧张,火车上防乘警,买卖地防“打办室”。可以想见得吃苦受累、担惊受怕。父亲对家人的爱,不事表白。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虽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但热情不减,可以光明正大得做他的小买卖了。

      父亲和我

      我是一九六七年出生的,上面有三个哥哥。曾经有过一个姐姐,一岁多夭折,父母便有了盼女的心病。后来又生了三哥,又有了我。我是父母生女未遂的产物,那时父亲五十岁,母亲四十五岁。

      因为是老来子,不曾记得干过农村的大活儿,只记得割过羊草、刨过烧柴、捡过麦穗,混闹着跟父亲放过牛,经常坐父亲的牛车耍耍,偷吃过地里的豌豆和父亲种的瓜。

      小时候父亲打过我几次,原因不记得了,动作很夸张,左手按住了我的背部在地上压实了,右手打,打得手法是以手击臀,手臂高高举起……我哭得也是声势浩大,多半是吓哭的。过后窃喜:父亲打人不疼。

      一九八三年我到宁夏读书,第一次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地方,一下子出了省且要呆一个学期,这在我是很不情愿的。父亲陪我一起,像是护送,又像是押送。先到县城给我买了一套新衣,然后坐汽车又上火车(我是第一次),洋气得一下子冲淡了我心中许多的愁事。父亲看十六岁的我好像很小,在火车上给我买了许多的吃食。喋喋不休的讲述着我上学所在地的繁华。给我规划了美好的前景:念好书、考上学可以当市民上班挣钱,再不用割麦子。还没下火车,我的心情便开朗了。那年的冬天父亲来宁夏陪我住了三个月,伺候我吃饭。

      一九八四年如父所愿,我被一所中专学校录取。这在当时的农村来说,委实是个大惊喜。父母兄长全部高兴,家中最小的我仿佛一下子变成了老大。开学报到,父亲自然是要送的。一路汽车火车,父亲主动地与人大声搭讪,告诉人家我们的行止,高兴得有些张扬。对我依然像对娃娃一样,大件的行李总是他自己扛着,一直送我到学校的宿舍。父亲铺了半辈子的狗皮褥子也给了我。后来,父亲又去学校看过我一次,在儿子的同学面前甚至有些拘谨,话不多,安顿我不要惹人,怕我挨打。坐了一小会儿就走了。应该不是饭口,没有吃饭的记忆。带了一大包的馓子,被我和同学分食了。

      中专前三年,和父亲见面的机会很少,只在两个假期。

      一九八七年,父母兄嫂侄子一大家子搬回了平罗,依旧定居在高庄乡的老庄子,父亲依旧做着他的小买卖。我与他们相处的机会多了起来,开始善待周末,周末也善待我。

      一九八八年我毕业分配到了现在的单位,在农村税务所上班。一九九一年结婚成家。

      父亲逐渐散淡了起来,偶尔赶集也是改改心慌,不再贩东贩西,几十年奔波劳顿的积累,趁虚而入,很明显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

      我结婚后,父亲不多不少来家小住过几次,儿媳很孝顺,体贴入微。那时我觉得自己也很孝顺,给父亲吃了不少的肉。一九九二年,父亲又高兴了一次,是我被提拔为所长,日渐衰老的父亲已经张杨不起来了。

      现在回想,竟没有一次成年后和父亲正经聊天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