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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税要闻

    全面实施营改增综合经济效应明显


    2017-08-07 10:03:00 | 来源:新民晚报 | 作者:

      上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发布《中国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一周年评估报告》,这份报告由研究院院长胡怡建教授团队完成,实际上这已经是营改增从试点以来胡怡建完成的第三份重要研究报告。他与营改增结缘可以追溯到8年前,他参与、主导了上海营改增先行先试的先期研究。

      本周胡怡建在上海财大接受记者专访,眼前的这位学者亲和、谦逊、风趣。本科、硕士、博士都在上海财大完成,胡怡建称自己“很本土”,或许正因如此他的研究视角更接地气,更多工作参与到问题导向的政策决策咨询。从2000年以来他参与了十多项上海市政府、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决策咨询课题;他主编的《税收学》已累计达到20万印数,是全国同类教材中使用量最大的教材之一,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上海市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无论治学、咨政、育人,胡怡建都认真、勤恳、真诚,他曾获财政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称号,获宝钢奖、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教书育人标兵等荣誉,他还荣获2010-2014年度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营改增促进上海经济转型发展

      2016年5月1日我国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一年多来取得了巨大成效。为了全面、客观评估营改增成效并总结经验,胡怡建教授在前期大量资料积累准备和跟踪分析基础上,先后五次组织召开企业座谈会、国内国外专家咨询会、专题论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并完成报告《中国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一周年评估报告》,从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重要意义、减税效果、经济效应和完善建议等方面客观评估、综合反映营改增成效与经验,并对完善营改增试点提出建设性建议。

      8年前,上海市政府酝酿新一轮改革,开始致力于发展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产业方向,但上海服务经济发展遇到的税制、体制和管制等制度性瓶颈障碍十分明显,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亟待破题。为此,市委、市政府专门组成“冷班子”调研组,邀请专家“坐冷板凳”共同攻克难题,为政府决策提供有效建议。胡怡建接到了“税收政策制度研究”决策课题的委任,开始上海市实施营改增可行性研究,提出上海在全国范围内先行试点营改增的理论依据和实施方案。

      之后中央批准在上海市先行先试改革试点,在正式实施前夕,胡怡建和时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丛树海教授一起提笔向市领导写信,这封仅有千余字的《抓住“营改增”给上海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字里行间呈现满腔赤诚。“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的胆子真是蛮大的。这项改革是中国1994年以后最大的税制改革,对上海企业减税、经济转型、管理提升都具有积极作用。营改增虽然势在必行,可当时大家对这项改革的重要意义还没有普遍形成共识,所以一心想呼吁重视这项改革。”后来市领导也及时回信,与胡怡建教授讨论了营改增对上海经济转型发展的重大意义。

      上海试点后,胡怡建由此开始了对营改增长达5年的追踪研究,完成了研究报告、论文、著作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在上海实施营改增试点5年评估报告中,胡怡建团队强调营改增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营改增在带动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增长的同时,顺应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成为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为实在有效的重要举措之一。由于避免重复征税,减轻行业税收负担,消除服务业发展的税收制度性障碍,对于上海加快服务业发展、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上海2012年实施营改增试点后,经济结构持续优化,2011年至2016年,第一产业占比由0.7%降为0.4%;第二产业占比由41.3%降为29.1%;第三产业占比由58%提高至70.5%,逐年上升。”

      减轻税负持续释放改革红利

      在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一周年评估报告中,胡怡建教授团队对这项改革在全国实施的效果高度关注。“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以来,综合配套平稳有序运行,凸显中国政府快速高效的战略决策力、政策执行力与挑战应对力。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不仅完成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四个行业共1011余万户纳税人、2万亿税收的制度转换,而且实现了增值税在工商业和服务业全覆盖,消除了服务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以及产业交往中的双向重复征税。同时,体制上将增值税统一纳入中央和地方共享范围,构建起有利于形成统一税法、公平税负、平等竞争的现代增值税基本制度,实施了新旧税制、国税与地税征收管理、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转换。”

      “从这么多年的实践看来,实施营改增成为实施减轻税费负担最重要政策措施。”胡怡建认为,无论从上海经验还是全面实施营改增一年的情况来看减税效果都很明显。“根据统计数据,全面实施营改增后,通过行业、企业内部减税和上下游环节税收抵扣机制,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减税 约7000亿元。随着深入推进,减税额逐步增加,改革红利持续释放。”胡怡建表示,全面实施营改增顺应新常态要求、助力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产业结构优化、新旧动能转换,企业“双创”活力释放,综合经济效应明显,“当然,全面深化增值税改革任重道远,未来改革重点应是推进税制、体制和法制三大制度建设,全面提升中国税收治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税收增长与货币发行量相关

      2013年,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成立,成为高校首批智库,胡怡建担纲院长亲自领衔一批重要课题。这几年研究院为财政部、税务总局、地方政府完成了一批决策咨询报告,包括税收管理体制国际比较研究、房地产税功能定位研究、如何构建公平正义现代财政体制研究、自贸区税收政策和管理创新研究等课题,并利用研究院作为决策咨询智库平台,组织专家、教授开展问题导向决策咨询研究,推出美国财税动态、欧盟财税动态、世界税改动态等月报,向政府报送专报和要报。“学者们的研究始于学术,但我和许多学者不同,我没有停留在学术范畴,而更多将课题转化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胡怡建希望始终保持客观立场,为政府提供有效政策建议,为公民提供政策解读发挥积极启智作用。

      胡怡建与财税结缘,更是因为其曾经在税务局工作过的短短一年半,“可能与这段工作经历有关,后来我的研究有意无意就会聚焦到现实财税问题。”长期以来,胡怡建观察发现中国税收增长远超经济增长,以往观点认为税收增长主要受到经济发展影响,但历年数据却引出了“中国税收加速度之谜”——从1994年到2012年,中国税收进入高速增长阶段,1995年中国税收6000亿元,GDP大致6万亿元,广义货币M2约6万亿元;而到了去年,税收达13万亿元,GDP增长到76万亿元,广义货币M2更是高达150万亿元。

      从数据上来看,中国税收21年翻了21倍,1995年美国税收是中国的22倍,2015年只有2倍多,反映了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下,税收也出现了高速增长。但税收增长为什么远超经济增长,而与广义货币发行增长基本同步?税收加速增长之谜如何解释?胡怡建教授提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征管能力提升固然是税收增长三大因素,但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增长与税收增长存在紧密内在关系。“原来大家认为税收来自经济,但忽视了货币过度发行导致资产膨胀带来的税收因素。”胡怡建教授以房地产为例,“一级市场房地产创造GDP同时固然实现了税收,但二级市场二手房交易没有或很少有GDP但同样带来了巨额税收,这可以称为与GDP无关的资产交易性税收。”

      更好发挥税收公平调节功能

      胡怡建教授认为,在金融、房地产、资本市场、艺术品市场等虚拟经济领域,都存在大量与GDP无关的资产交易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资产交易性税收。因此,我国既有来自于实体经济与GDP有关的生产经营性税收,也有来自于虚拟经济与GDP无关的资产交易性税收。在货币发行膨胀、资产价格上涨、资产交易增多的情况下,来自于资产交易性税收膨胀带来的税收增长使其超越了GDP增长。

      胡怡建教授表示,这部分由于资产交易带动的虚拟经济膨胀产生的税收,也解释了税收为什么能超GDP增长,但与广义货币M2基本同步增长的理由。反观税收下降,同样可以印证这一视角的合理性。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出现了增长率放缓,税收增长率也从2012年的22%一路下行到2016年的4.4%。当虚拟经济膨胀时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当虚拟经济萎缩时税收增长下行也大于经济增长下行,这种税收加速度理论揭示了我国税收增长变化内在原因,也印证了我国经济在脱虚向实、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后,随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平行发展,税收增长会逐步向实体经济靠拢,进入稳健可持续增长的趋势。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揽子改革阶段,而财政税收作为改革重要内容也可谓改革的先行引领者。”针对中国经济改革需要解决的经济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收入公平公正分配和新一轮对外开放,胡怡建认为中国将推进10大税改项目——通过营改增、消费税、所得税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通过个人所得税(分类向综合)、房地产税、社会保障税来促进收入公平公正分配;通过资源税、环境税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进出口税收和投资税收来促进新一轮对外开放。“以往中国税收收入功能、经济功能很强,但对收入分配、财富积聚调节功能很弱,所以当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虽然社会整体收入增加、财富增多,但由于资产增值、劳动贬值,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公民之间除了收入差异外,财产差异分化更为严重。未来税收重点将由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纳税转为个人在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中纳税,启动个人分类综合所得税和房产税改革,更好地发挥税收公平、公正调节功能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