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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税要闻

    减税降费


    2017-09-22 09:10:00 | 来源:经济参考报 | 作者:

      程瑜:

      在减税降费方面,需要权衡财政收支、防范财政风险。宏观层面,减税降费政策要做好预期管理,在年度预算编制和中长期财政规划中确定好减税降费规模;在微观层面,要在事中事后做好减税降费的政策评估,跟踪考察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应围绕当前涉企收费存在的突出问题,按照摸清底数、突出重点、分类规范、创新制度、部门协同、强化监管的原则,通过放开一批、取消一批、降低一批、规范一批,积极落实惠企政策措施,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要推进中介服务市场化改革,有序放开竞争性服务和收费。同时完善收费监管规则,推出一批制度性、管长远、见实效的清费举措,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

      魏志华:

      要使减税降费真正落到实处,还需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做保障。首先,强化信息公开。通过增强涉企收费项目的信息公开,完善举报投诉和调查机制,将有助于治理乱收费问题。其次,强化督查审计。要充分发挥主管部门督查、政府专项审计等手段的监督作用,加大对减税降费政策落地效果的检查力度。对于擅自新增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延长收费期限等行为,应进行集中清理,严肃查处。再次,强化问责制度。对于举报投诉以及监督检查中发现的乱收费问题,要坚决制止、及时纠正并限期整改;对于减税降费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以及涉嫌违纪违法行为的,应严肃追究相关人员主体责任,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胡振华:

      为企业减负,要做好百米冲刺与万米长跑的平衡。降成本就像田径比赛中的万米长跑,更需要持之以恒、耐力持久,相关部门可以更进一步深入基层,想更多的方法,对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各类成本问题,精准定位、行之有效地予以解决,如对工业用地难问题,实施精确到位、有序引导的优惠政策;对人才成本问题,建立良好的人力资源结构;对融资问题,采取内疏外引的方式,引“金融之水”浇灌实体经济。

      高培勇:

      目前中国政府支持实体经济主要是两种方式,一是给企业减税降费,让利给企业,二是通过间接税税制改革来减税。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应实行减税降费与削减政府支出联动,以政府支出规模的削减为企业降低税费负担腾挪空间,或者对税费收入做结构性调整,从而真正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此外,要让减税降费的路持续下去,真正感受到减税降费的好处,让税收制度改革真正落地,让企业税负重的格局真正有所松动、有所改进,有一件事该做也必须做,那就是加快推进直接税的改革。

      杜艳:

      各类比特币交易场所的设立既未经批准,也未有监管,为做大交易规模,不惜提供融资融币等杠杆交易,加剧了价格的震荡和泡沫化,公众在未受任何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参与此类交易,潜藏巨大的金融风险。比特币及交易所等产业链的存在,构筑了一个法定货币之外进行资产转移、融资的违规金融市场,增加了监管部门对金融安全和稳定的管理难度,滋长了监管套利、金融犯罪。它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和社会安全隐患,已经远高于其创新价值。不管以怎样的名义进行金融创新,应透过本质看其存在的价值,金融创新的前提是合规,对经济有益、对金融消费者有益,反之则应被限制和取缔。

      周子勋:

      禁售燃油车和推出新能源汽车是个较长的过程,新能源汽车时代的全面到来以及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绕不开一个痛苦的制造体系、服务体系、消费体系的替代过程,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新能源汽车是汽车工业前沿技术的体现,要求包括电池在内的全产业链能实现技术创新。因此,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应避免重产量、轻技术的倾向,尤其需打消完全依赖财政补贴手段实现产业、技术领先的念头。

      周鸿袆:

      必须在认识危机的同时,认识到网络安全不再是网络层面问题,也不只是查杀病毒或运营渠道的问题。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大安全时代,应该想想有哪些策略需要调整。今天有个看起来很悲观的观点,就是没有攻不破的网络,只是时间问题,没有绝对的安全。其实一切是有解的,这个答案就是人。所有网络安全里面最薄弱的环节是人,漏洞是人造的,管理问题也是人导致的。最后解决问题的,不是所谓的软硬件和规定,而是要有专业的、高智商的网络安全专家,要有全社会网络安全知识的普及。我们要发挥人才优势和人口红利,打一场网络安全的人民战争。

      洪磊:

      私募资管行业问题的根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信托与委托关系不清晰,部分行业实践脱离了信托关系的有效约束。二是投资功能与融资功能不清晰,监管重心与实践不匹配。资产管理监管的重心是资金的获取与运用,实践中,很多基于单一项目融资需求以资产管理的形式存在,基础资产的信用状况、收益能力及基础资产转化为可投资标的过程中的信息披露等融资端的监管超出了资产管理的监管范围。当资产管理“兼营”投资与融资活动时,必然产生监管空白和套利,从而增加金融系统性风险。三是市场化信用机制不健全,“信用依附”削弱了“风险自担”的投资文化。

      熊锦秋:

      当前,A股市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一直是热点问题。与港股市场相反,在A股新股发行监管审核中,沪深交易所的前线监管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这方面需要有相应改革举措。建议完善A股发审委的人员组成,目前公示的80名发审委委员主要来自中介机构、高校、大型投资机构,不妨将交易所相关人员充实进去,让沪深交易所对发审委具有一定影响力。当前证监会正在引导交易所工作重心向一线监管转移,那么在新股发行领域,要发挥交易所前线监管作用,参与发审委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