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务学会有限公司

登录 | 注册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微博 微信
  • 学术交流

    管理服务

    新供给经济学视角下扩大消费需求的财税政策探讨


    2015-10-08 11:08:00 | 来源:《税务研究》 | 作者:郭月梅 蒋勇 武海燕

        内容提要:经济新常态下,解决我国消费需求不足这一长期面临的问题更加重要和迫切。主张从供给端研究消费需求的新供给经济学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作为国家重要宏观调控手段的财税政策,既存在本身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又能从供给端影响消费需求。一方面,财税政策在收入分配、民生支出等领域的制度供给不足使得居民消费能力不高、消费环境相对较差;另一方面,财税政策是解决当前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结构失衡进而引导消费的有效政策工具。本文以新供给经济学为指引分析了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剖析了影响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财税政策因素,提出扩大我国消费需求的财税政策应将着力点放在税制改革、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和支持创新创业等方面。
        关键词:新供给经济学 扩大内需 消费需求 财税政策
        经济新常态下,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基点,扩大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对此,很多学者以凯恩斯需求理论为基础,侧重从需求端研究如何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中各种深层次矛盾的积累与凸显,以总需求管理为主的“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主张宏观调控政策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的新供给经济学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财税政策前瞻性强、适应性好的特点决定了其在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立足于新供给经济学,从供给端出发,探讨扩大消费需求的财税政策,既丰富了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提出了从供给端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什么是新供给经济学
        新供给经济学是部分学者在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以及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反思的基础上,综合传统供给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及行为经济学等多学科的基础上构建的理论框架。也有部分学者称之为“新供给理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尽管这些理论还处于探索和争鸣阶段,但这些理论为研究我国经济提供了新的视角并逐渐获得了一定的共识和认可。本文中统一以“新供给经济学”来统称这些理论。
        新供给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客观存在的需求,但满足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决定因素却是供给。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数次重大变革的出现都是由供给端的变革所引起的。新供给经济学提出,经济发展停滞的根源不在于需求不足,而在于供给(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制度等方面供给)不足。我国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采取的以总需求管理为主的“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随着近年来经济发展中各种深层次矛盾的积累与凸显,这一调控政策已日益体现出其局限性,甚至抑制了经济长期有效供给能力的形成,压抑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如何破解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优化经济结构、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需要更多地从供给端发力。经济政策着眼点从总需求管理转移到供给管理势在必行。新供给经济学主张“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并按照新供给形成阶段、供给扩张阶段、供给成熟阶段、供给老化阶段的划分重新对经济周期进行了界定。其中,在新供给形成阶段和供给扩张阶段,新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但在供给成熟阶段和供给老化阶段,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过程就会中断,此时需要启动新的供给才能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
        二、对新供给经济学视角下消费需求不足的阐释
        从新供给经济学看,供给量的变化会影响需求,供给结构的变化和创新同样可以创造新需求。因此,从新供给经济学分析看,消费需求不足首先表现为消费需求总量不足,其次也表现为消费需求结构不合理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足。
        一方面,我国有效消费需求总量不足。从目前核算指标看,GDP由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大部分构成,也就是通常所指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以及净出口。近年来,我国的最终消费支出总额由2000 年的61 516 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92 165.6亿元,年均增长12.7%。但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0 年的最低值48.2%。为此,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并有效推动了最终消费率在2013年回升到49.8%。这些反映的正是我国经济面临着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新兴产业发展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并由此带来经济下行压力。新供给经济学把其归结于供给结构老化。宏观经济从供给到需求的传导过程遇到阻碍时,应通过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实现经济供给和需求结构的调整,让经济恢复“供给与需求的自动平衡机制和最终均衡状态”。
        另一方面,我国有效消费需求的结构不合理。首先,从最终消费支出的主体构成看,政府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呈上升趋势,但居民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呈下降趋势。2000-2013年,我国政府消费支出占比由25.5%上升到27.4%,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由67%上升到77.8%;但同期的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由74.5%下降到72.6%,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由33% 下降到22.2%。显然,优化消费支出的主体结构能够有效扩大消费需求。其次,从最终消费支出的商品构成看,居民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受制于供给不足而得不到释放。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必然会不断升级,其中重要表现就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由2000 年的39.4%、49.1% 下降到2013 年的35%、37.7%。这说明居民消费支出重点转移到了居住、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方面,并且消费结构已经摆脱了过去模仿型排浪式的特征,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渐成主流。但这些有效消费需求受制于供给不足而得不到释放,其中表现之一是这些消费需求转移到国外去释放。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居民海外购物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4年中国游客海外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 648 亿美元,海外代购市场的交易规模接近120 亿美元。因此,我们必须将消费品的供给从被动地满足消费需求的方式,转变为主动创新供给、通过供给创造和引导消费需求,使消费需求得到释放。
        三、新供给经济学视角下消费需求不足的财税政策因素
        从理论上讲,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个:消费能力、消费欲望和消费环境。其中,消费能力直接由居民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欲望主要由供给的结构和价格等供给端因素决定,而消费环境则决定了居民的消费需求能否转化为现实。本文尝试从新供给经济学视角剖析消费需求不足的财税政策因素。
        (一)调节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供给不足降低了居民消费能力
        消费率偏低的根源在于社会分配不公,这是由消费具有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特点所决定的,即高收入者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而低收入者则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从我国近年的收入分配状况看,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长期偏低。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财税政策在收入分配调节方面的功能发挥不足是造成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使得商品的税负较容易地转嫁给消费者,变相拉高了商品的价格,不仅难以发挥收入分配调节功能,更从深层次上影响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如增值税对绝大多数生活必需品并没有区别对待,由于生活必需品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会随收入增加而下降,这就使得增值税具有累退性的特征,从而不利于收入的再分配,也不利于消费的扩大。再如,在“营改增”之前,营业税的计税方法与增值税不同,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造成了重复征税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服务业等行业的发展,进而制约了就业增长,最终会影响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的扩大。第二,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发挥不足。这一方面是由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偏小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采取分类征收计税方法造成的。第三,财产税的缺乏弱化了财税政策对收入分配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调节功能。第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供给不足降低了居民消费能力。目前,我国基本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统筹城乡、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但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与老百姓的期待和需求仍有不小的距离。教育、医疗和养老的高压已经使相当一部分居民不堪重负,为了抵御未来可能面临的诸多风险,居民的理性选择只能是减少现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导致居民消费能力降低、消费需求不足。
        (二)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
        效果不理想,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欲望随着消费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以及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的扩张,产业结构与产品供给结构失衡是居民消费需求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约束。产业结构与产品供给结构失衡最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产业创新与产品开发创新的步伐较为缓慢。为了更好地满足需求,需要加快产业创新与产品开发创新的步伐。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含量高、应用前景好的高科技产品更能占领市场,满足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为此,我国近年来加大了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科技创新的力度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财税政策是重要的手段之一。但支持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大多集中在产出环节且都设定了严格的条件和资质,而对科技研发前期的资金投入和研发活动支持不够,特别是缺乏对企业研发失败和风险投资者的扶持政策。这样使得在保证技术创新的资金来源和有效使用、激发投资者和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力度不够。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财税政策效果不理想导致供给对消费需求的带动作用不强,直接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欲望,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大。
        (三)政府服务供给不足阻碍了消费环境的提升
        随着人们消费能力的增强,消费领域和消费结构的扩展,对消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政府服务长期供给不足阻碍了消费环境的提升,这主要体现在城乡基础设施环境和消费的法制环境方面。首先,基础设施环境同居民潜在消费需求的实现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直接关系。近年来,我国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逐年增多,城乡基础设施状况也有了较大改善。但也有不少方面尚不能满足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质量提高的需要。如很多地区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过于注重城市房地产开发,而忽略了与之配套的水电、道路交通、商业网点等基础设施建设与供给,没有为居民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买菜难、购物难、出行难、停车难等众多难题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居民的负担,使得居民潜在消费需求较难实现。而对农村地区而言,道路、交通、通讯、商业网点、文体娱乐等基础设施普遍落后,与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其次,良好的消费法制环境也是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良好的消费法制环境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公正的执法,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消费者的消费安全感和消费信心。但消费监督机制和执法的缺失使得居民消费更加慎重,这影响了消费需求转变为现实消费。
        四、新供给经济学视角下扩大消费需求的财税政策建议
        按照“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思路,根据前文分析,我们认为,从供给端出发,财税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税制改革、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和支持创新创业等方面。
        (一)调整和优化税制,增强税制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一是进一步完善流转税体系。继续推进“营改增”改革,尽快实现“营改增”改革的全面完成,且始终要把握税负不增加的原则。要适当下调一些与中低收入者消费关系密切的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增值税的累退性。进一步提高增值税的起征点,减轻个体工商户的税收负担,降低个人创业的成本。 二是改革与完善个人所得税制。一方面,财税、银行等有关部门要积极协调配合,尽快将当前实行的分类个人所得税制改为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切实加强对非劳动所得以及高收入群体收入的调节力度,扩大个人所得税的规模,提高其比重。另一方面,通过逐步引入医疗扣除、教育扣除等差别扣除项目,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增加他们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其消费能力,扩大其消费需求。三是完善和健全财产税体系。目前,我国房地产税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应加快改革步伐。同时,应适时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以减缓财富集中的趋势,促使高收入群体为少缴巨额税款而扩大其生前消费,降低积累财富的积极性。
        (二)优化支出结构,加大民生投入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供给是否充足直接影响居民消费能力,基础设施环境是否良好直接影响居民潜在的消费需求能否实现。因此,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投入,为居民消费的扩大提供良好的环境。
        一是增加教育经费投入。近几年来,我国公共财政教育年支出总额约在两万亿元左右,看起来数字庞大,但实际人均分摊的教育经费很少,人均教育支出占人均GDP 的比重也较低。因此,需要进一步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减轻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的负担。在教育层次上,要重点向基础教育倾斜,从根本上提高国民基本素质。同时,要加大对职业教育与创业创新教育的投入力度,并注重引导民间资本投入到职业教育与创业创新教育,在融资、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照顾。
        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力度,尤其是中央财政要通过转移支付弥补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收支的资金缺口。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重点是要提高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工等重点人群的参保比率,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在财政能承受的范围内,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以及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标准。继续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金,提高优抚对象补助标准。
        三是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并优化投入方式。
        对我国而言,财税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尤其是加大对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的投入力度,重点投向道路、交通、水利工程、饮水安全工程、污水处理设施、垃圾处理设施、生态园林建设、城乡电网改造等领域。另一方面,要创新投入方式,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即公私合作模式(PPP)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利用财政扶持、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等优惠政策,充分调动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
        (三)完善支持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
        为提高推动科技创新财税政策的实施效果,优化产业结构与产品供给结构进而带动居民消费需求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完善推动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
        首先,要提高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强度。第一,各级政府在公共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中必须把财政科技创新支出作为预算保障的重点。财政科技创新支出针对不同类型的产业要区别对待,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力度要加大,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投入力度要把握适度原则。第二,财政科技创新支出针对不同的地区也要区别对待,要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的科技经费投入力度,增强这些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以此实现我国各地区科技创新的均衡发展。第三,财政要加大对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投入力度。科技创新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因此,可以通过财政引导,多渠道筹集创新成果转化资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同时也要优化政府与创新相关参与主体的利益分配机制,明确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第四,将政府采购作为鼓励企业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政策工具。在政府采购政策法规中要明确激励科技创新的目标,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从而刺激企业进行更多的技术创新活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
        其次,调整和优化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方式,突出产业性导向。第一,将局部优惠为主的税收政策调整为全面优惠。当前有关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大多是面向特定区域、行业和企业,这种区别对待的优惠政策使得大量的科技创新企业享受不到相应的优惠。因此,应该调整当前的优惠政策,依据企业是否从事科技创新来给予应有的税收优惠,而不考虑区域、行业和企业类型,同时税收优惠政策应转向在企业研发环节进行激励。
        第二,调整直接优惠与间接优惠的比重,以间接优惠为主,直接优惠为辅。降低税收免征、减征等直接优惠政策的比重,逐步提高费用税前抵扣、加速折旧等间接优惠方式的比重。第三,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导向,实施产业性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在流转税方面,当前要加快推进“营改增”步伐,将其覆盖到整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通过再投资退税、亏损弥补等方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活动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科技创新人才因科技创新获得的所得给予具有较强激励性的优惠政策,如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减免个税等。
        (四)完善推动大众创业的财税政策
        当前,我国正着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实现创新支持创业、创业带动就业的良性互动发展,能够有效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为消费需求的扩大提供支持。同时,大众创业有利于形成多元化、差异化的市场主体,尤其能够提高服务业的产业升级,为满足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奠定基础。财税政策可以通过加大财政资金支持的“加法”与减税降费的“减法”为大众创业提供动力支撑。
        一是积极培育创业主体,释放创业能量。首先,财税政策要积极支持创新驱动战略下的科技人员创业。要加快落实国有企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政策;支持高校科研院所高级科研人员带领团队参与企业协同创新,并给予生活津贴补助;对各类科技人员自主创业业绩突出的,可纳入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范围。其次,财税政策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创业。在财政政策方面,注意选取恰当的财政补贴方式对大学生创业创新进行激励,综合运用一次性创业补贴和与产量等市场绩效指标挂钩的补贴方式;要对不同类型的创业企业给予区别待遇,要对大学生创办科技和创新密集型产业给予政策倾斜,重点发挥大学生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势,实现大学生创业质量的飞跃;要制定针对大学生创业创新企业的政府采购政策,既可以帮助大学生创业者打开市场销售渠道,又可以增强公众对大学生企业产品的认可度,提升企业竞争力。在税收政策方面,对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要制定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在创业期,可以放宽对创投企业投资大学生新创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标准。在成长期,应加大对创新研发的支持力度,增加研发支出费用扣除的比例,降低成本,满足企业扩张需求。在成熟期,则要保持对大学生创业企业税收政策的稳定性,减少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经营风险。
        二是简政放权、减免规费。全面清理、调整与创业创新相关的审批、认证、收费、评奖事项,将保留事项向社会公布。对初创企业免收登记类、证照类、管理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对需要收费的项目,由政府制定较低的收费标准,切实降低创业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