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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制改革

    2010/2011年国际国内经济走势剖析


    2010-12-02 11:39:09 | 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 作者:陆百甫

        一、2010年国际国内经济走势复杂性
        2010年1月在“南宁年会”上,我曾向大家介绍了2010年中央关于国际国内经济走势判断及应对策略。对其走势判断的关键词是“复杂性”三字。当时,我对国际国内经济走势复杂性的表述,用了两个“九个字”概念:
        对国际经济形势的九字判断是:“形势转好,但并不稳固”;
        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九字判断是:“势头良好,但喜中有忧”。
        经历11个月后,情况怎么样?
        1、从国际经济走势看,虽然从整体上全球已经走出了困境,但世界发达国家主要经济体之间复苏很不平衡,并且出现了深化性的矛盾。其特征:
        一是,复苏继续但较缓慢,波动与下行风险压力加大。全球性复苏已成定局,但不稳定与动荡还在加剧,新问题此起彼伏,层出不穷;
        二是,复苏进程脆弱且不均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两极分化。经济表现的“正效应”与“负效应”同时并存,应对政策经常处在“两难选择”之中;
        三是,国际间博弈势均力敌。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协调诉求性虽在增强,但利益融合很难,相互掣肘性摩擦增多,往往是“成事”一时,“败事”一时,交替出现,动荡胶着,很不稳定。
        四是,国际经济新秩序改革苗头好,但前行难。合作务实精神虽成共识,但各国利益难协调,改革步子不可能快,进程不可能顺。
        主要表现在:
        (1)西方经济体原有的“两低”(经济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低)中,经济增长率没有改善,而通货膨胀率却在升高,出现滞涨苗头。“两高”(失业率高、赤字率高),不仅没有改善,还有所加重,使“后危机”治理出现了新困难;

        (2)欧洲多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以财政赤字为核心的新的主权债务危机。如以希腊为代表,包括爱尔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在内的“欧猪”五国及意大利的财政危机;
        (3)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巨鳄”本性难改,“好了疮疤忘了痛”,再次“掀风作浪”并“滥发高酬”,新的金融风险又有新的积累;
        (4)油价高企,金价暴涨,大宗商品价格猛升,美元、欧元、日元币值大幅波动,政府消防性“干预”四起,而投机家们乘机将“热钱”再次在世界范围内到处“流窜作案”;
        (5)全球出现了几十年没有过的激烈的世界性的“货币战”和“贸易战”,使得世界各国“会上协调成果”,往往在会后冲的荡然无存。
        2、当前国际经济中,麻烦制造者主要是美国。特别是最近美国推
        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拟再注入6000亿美元资金,如果加上回笼的“证券资金”再投资,最终总量高达8500-9000亿美元。美其名曰是刺激经济,巩固复苏,但却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和质疑。为什么第一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都认可,而第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却一片反对声呢?这要从这次美国"政策意图"的实质来分析,从可能的后果来衡量。
        次贷危机后,美国并没有从自身经济结构问题找衰退原因,而采用实用主义利己政策,主要表现在:
        一是,赤字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为名搞超大的赤字财政;
        一是,超发货币政策,以其货币国际地位优势,开动印钞;
        一是,弱势美元政策,以贬值美元为手段,缩水别国美元资产;
        一是,货币战争政策,以搞汇率摩擦为前提,实施金融冲击;
        一是,贸易保护政策,以国际收支不平衡为借口,推行贸易壁垒。
        这种政策的实质是一种“竞争性货币贬值”路径;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危机转嫁手段;是一种以使国际资本市场货币泛滥为代价的损人利己做法。尤其是,大量过剩货币流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不仅使新兴国家金融市场极大地受到冲击,影响稳定,促使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形成;而且严重地毒化了国际贸易环境,加剧了对正在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的破坏性危害,倒逼国际性通胀高企,对新兴国家正常发展造成威胁。
        美国的这一政策措施,不仅仅是给世界复苏“添乱”,其实是“损人不利己”的。是美国在“豪赌”美元,是在拿美元国际地位做赌注,轻的说,将使美元国际优势地位下降,使美国经济在世界影响力削弱,重的讲,有可能使美元加速“崩溃”,完全丧失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国际贸易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从而使美国“中天日落”。美国经济的结构问题主要是一般制造业“空洞化”,而高端制造业“垄断化”。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的政治与制度问题,美国如不能与时俱进地“转型”,美国经济持续疲弱是必然的事,但这很难。
        在最近召开的首尔G20集团国家首脑会议,横滨APEC首脑会议上,美国方案和措施都受到质疑和反对这很必然。现在,世界正在缓慢转变格局,经济多元化、政治多极化正在逐步形成,但还处在量变过程中,还不能估计过高、过早。中国要做的是三件事:
        一要积极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新规则的变革,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必要利益诉求;
        二要高举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国际经济彩旗,加快建立良好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三要提高中国经济内在素质,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科技创新,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
        3、从国内经济走势看,整体上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正按照预定的宏观目标前进,但由于中国经济原有问题和矛盾没有解决,整体上又要求实现调整性增长,再加上世界性难题向中国的“倒灌”,中国经济更出现了新的难题。
        前些时有的经济学家预测的"V"字型复苏局面很快被打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三放慢”、“三难题”、“一高企”的现象。
        “三放慢”: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从目前趋势预测,全年一至四季度的GDP增长率,仍将会分别以+11%多一点、+10%多一点、+9%多一点和+8%多一点的状态运行;
        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慢。前十个月投资速度一直处在回稳持增状态,总体上将回归到增率基本保持在25%左右的可行区间;
        三是,出口增速放慢。2010年以来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将基本上维持在常态增长状态,顺差开始缩小。
        “三难题”:
        一是,结构调整遇到难题。结构需要优化,落后产能需要淘汰,战略性产业需要培植发展,但由于经济还需要“稳增长”,保持一定的增率和就业,与结构加快调整产生一定的“暗矛盾”,正、负效应有所抵消;
        二是,节能减排一度出现倒退。前二、三年节能减排声势大、力度足,进展还较理想,但今年以来势头下落,还出现反复,一度还有倒退,有的地方为“达标”还出现“限电”这种不正常办法;
        三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进难,退也难。中国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量化宽松实际是有限度的,但由于内外宽松环境的叠加,调控处于守势,一直处在十分审慎的状态,不敢轻言进一步松或紧。
        “一高企”:出现全国性、多领域、广覆盖的物价快升态势,部分有所“失控”。
        年初预测今年物价态势是呈“橄榄型”的,即两头小、中间高,三季度见顶后回落。但种种原因,今年这种“橄榄”要变成单囊“葫芦”了,呈现前小、中大、底收状态。
        对此,今年媒体、网络、社会上出现了卅年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这么集中的一系列戏谑性"热词",如:
        豆你玩 蒜你狠 姜你军 油你去 苹什么
        糖高宗 粮齐超 菜处升 煤癫疯 房通胀
        楼继危
        这些戏谑性热词反映的实际上是老百姓对切身利益最重要民生的不满意,包括对“米袋子”、“菜篮子”、“住窝子”等方面价格失控的关注。
        这次物价领域的多方位失控,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因素我认为是四个方面:
        一是,国际输入型通胀的冲击。
        2010年以来,国际性货币流动性过剩,造成包括能源、粮豆糖等农产品以及金属等大宗商品的全面暴涨,油价、粮价、糖价、豆价等猛涨,带动了国内物价;
        二是,国内自然灾害频发。
        2010年在前两年一系列大灾基础上,再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洪灾、风灾等,而且灾害重、领域宽、涉面广、时间长、影响大。加剧了农副产品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求断裂,以及为投机提供了空间;
        三是,国内货币流动性仍然比较过剩。
        2010年国内货币政策量化上虽有控制,但又出现了国际性"热钱"问题的冲击,实际为国内原定的货币量化额加了码,造成了国内金融市场宽松过度的状况,形成内在动因;四是,流通体制改革不到位。
        目前我国流通市场存在“三大弊端”:
        ①竞争不足,某些方面垄断性太强,缺乏正常的竞争性和约束性。内蒙古便宜菜,要经过南运,绕送山东再回返北京出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②商品价格结构性扭曲,生产者价格偏低,物流环节过多,经营利润过高。据报道,有叶菜,生产者出售是0.5元/500克,而餐价是10元/500克,95%价格收益在流通经营者手中;
        ③供求协调机制失灵。出现政府调节不力、市场供求不畅现象,有的地方对“米袋子”、“菜篮子”工程责任这几年在淡化(房地产工程是强化了),而且部分领导人“只要有钱,就可以有货源”,靠“外供”松“内供”思想明显,“本帮菜”比例大下,“外帮菜”比例大上。
        从总体上看,今年中央关于宏观调控总方针的决策是正确的,提出关于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关系的总要求是符合宏观经济实际的。但在操作上,处理这三者关系上,经常出现不协调状况,确有顾此失彼情况。因此,在新形势、新情况下,如何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强化监控、做好协调,必然成为当前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急迫任务。政府工作在促发展、推改革、扩开放、惠民生、保平安方面,要因势利导,顺势推进,而自身更应摸索新路子,加强新功能,推进职能转变,确立新的角色。
        二、“十二五”经济新转轨与2011年宏观政策展望
        (一)“十二五”中国经济必须且有望发生转折性变化
        从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十二五”时期中央战略方针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党中央准确把握当今时代发展新趋势,要求中国经济加快实现新的适应性转变,指引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大的方面看,至少有五个方面将实现新转机:
        一是,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实现实质性转变;
        二是,促转型,经济体制机制要求实现适应性转型;
        三是,促转向,收入分配关系要求实现倾斜性转向;
        四是,促转位,政府职能要求实现从管理型向管理与服务型转位;
        五是,促转轨,对外经济关系要求实现从单向接入型为主模式,向内外双通型模式转轨。
        在“十二五"”期,中国经济无论是国内或对外,都必须从过去以“扩张性增长”与“外依性增长”为主,向“包容性增长”、双赢格局的转变。党中央这种实现“促五转”的战略思路,将使中国经济发展推向高素质增长轨道。
        为什么党中央要做出如此果断的决策呢?我认为这与当前和今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发展阶段新形势、新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新的阶段性变化。
        20多年前,西方策动并鼓吹“全球化”是有战略利益目的的。当时,西方是以自己处在全球经济“高势位”的心态来策动这一世界性新命题的。当初中国对“全球化”这个“葫芦”装的是什么“药”并不十分理解,有人还认为是西方装着“新特洛伊木马”,想搞“经济世界大战”,摁住发展中国家命门。西方也很“理想化”,认为可以再次“得手”。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当时处在“低势位”,心态比较复杂——紧张、迷惘、警觉、忧心忡忡等都有。所以,2001年中国入世前后,中国国内多数舆论也是“狼来了”。
        那些年,我每年都数次去发达国家做经济考察,加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深刻认识到,西方策动的“全球化”,最大“红利”受益者可能是中国,这不能讲,只能“偷着乐”。但这很快被西方所“察觉”,形势开始转变,尤其这几年“大红利”逐渐削减,并在继续削减。中国的“老战略”是成功了,但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呢?主要是中国原来获取“红利”的方式是粗放型的,越来越多出现摩擦与不便。而且这种粗放模式还出现了“自我强化”,认为是“不变的路子”,并固化了体制机制,这就“坏”了,所以,不转不行,紧迫性显示,需要实施新战略。如果在“十二五”时期我们不能“与时俱进”,那可能“不进则退”。因此,全力实现“促五转”要背水一战,不能犹豫。
        (二)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年,也是中国经济转折年
        根据这样的判断定位,中国从2011年起,整体发展态势将会明显步入“紧扣科学发展主题,着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线”的发展道路。这一发展态势可能在两大方面有明显体现:一是,《规划》的发展目标侧重将有明显转折。从中央《建议》中可以明显认识到,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将会淡化对GDP增长的追求程度。为什么中央《建议》没有再提GDP翻番传统目标呢?根本之点在于,中国今后经济发展主要不在“速度”{了,而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整体素质,是国家竞争力。真正向增长速度适中、增长质量与效益良好、经济结构不断提升、创新与竞争力增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趋谐的路子转换。
        二是,2011年的经济政策总取向,将会是紧抓战略新目标,着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以稳定增长、防抗通胀、重惠民生、内外协调为重点的宏观政策走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会有所微调,但总取向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将会保持。2011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将在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基础上,需要根据当年实际,采取更有针对性、灵活性的有效微调策略。积极财政政策总取向将更加体现侧重于“十二五”战略目标,而货币政策总取向将更趋稳健,更体现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在防抗通胀、稳定金融方面加重色彩。
        2011年中国面对的仍是个复杂的内外环境。经济中老问题、老矛盾没有解决,而新难题、新矛盾增多,如存在"六高"等难点:
        治胀工作“高压力”;
        节能减排“高难度”;
        结构调整“高度化”;
        对外经济“高摩擦”;
        民生落实“高诉求”;
        理顺分配“高阻力”等。
        从2011年宏观治理显点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食品市场,一是房地产市场。
        国际经济学界将食品、能源归属“非核心”通胀范围,但在中国却成了“核心”问题。
        从调控食品市场看,中国控制通货膨胀和消费物价,其手段与办法恐与西方不能完全相同,用西方通常的货币政策手段,如加息、本币升值等办法,由于传导机制不一样,居民收入水平与结构不同,不一定能够奏效。货币机制与供需机制往往在中国的市场调控中不能如愿以偿,如最近的粮食、煤炭就是一个例子。粮食库存、供给充足,煤炭库存已达2亿多吨,尤其是电煤已超过正常库存水平,但还出现“癫疯”涨价。重要因素是国际价格带动以及部分炒作性投机。因此,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实际的四大机制:
        即:①保障供应机制;
        ②市场监管机制;
        ③流通调节机制;
        ④补贴救助机制。
        有时必要的行政性“干预”措施可以采取,但仅是辅助办法,是“下策性”办法,是“马后炮”政策。政府的首脑机关和商务部门,必须把“米袋子”、“菜篮子”涉民管理和服务落到实处,成为“日常议事”程序。但是,目前,常态化监管不足,在不出现突发事件时,往往被忽视。
        从房地产市场调控看,应从改革入手,要从治本出发,改变已经扭曲的政府与房地产行业的不正常关系,真正成为监管者,而不是利益合一者。由于近十年来,各级政府及部门的领导已感受到“菜园子”效益明显不如“楼园子”,甚至有时还是“赔本买卖”。因而将土地大量从“菜园子”被置换为“楼园子”,使“菜园子”外地化,造成供应源的断供风险增大,替代办法又没有跟上,问题就会出现。因此,治房地产市场要从治理“土地财政”入手,切断政府与土地的利益链,再配以必要量的政府起动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房地产市场的“祸水”就不可能再泛滥。但是,这要政府部门首先“自己革自己的命”,要有绝大决心才行。
        (三)2011年后中国经济会不会失去增长动力?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取向发生实质性转变后,有人认为可能会使中国经济失去增长动力。我认为不会,因为中国仍然保持着中国发展的三大动力源:
        一是,中国会以更扩大、更有效、更善政的姿态,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中国的生产力还将进一步解放,经济活力还将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将进一步释放;
        二是,中国长远发展中的工业化、城镇化两大战略目标不会改变,西部开发新兴项目、十大产业振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个区域规划等的实施,将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
        三是,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收入分配向中低收入者群众倾斜,“膨胀”了中低收入人群的腰包,内需会明显扩张。
        中国继续发展是可期的。当然,我们同时也要警惕国际舆论的“捧杀”,最近又有“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2年超过美国”的怪论。其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中国威胁”空气,围堵中国发展。
        (四)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
        1、GDP将会持续回稳,并呈“前低后高”,全年可望+8-9%间;
        2、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会小幅回落。但仍将保持在20%以上;
        3、货币政策"换挡",投放更趋收缓,资金成本虽有所上升,但适量保供仍将维持;
        4、出口还可能继续小幅回落,贸易顺差会小幅回落;
        5、CPI惯性作用依旧,但总体上有望回落趋稳;
        6、企业,特别是传统产业的企业面临新的压力,如原材料、能源涨价、信贷收紧利息提高、本币升值、节能减排、成本上升等等。但是,2011年是“换届年”,经济社会的调控工作会有“政治支撑”,不会出现明显“失控”情况。自然灾害可能是“平年”。
        三、税收学术界应勇于迎接税收改革新使命
        (一)2010年1月南宁年会上,我曾就税收制度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问题谈了简要看法,提出了“形势喜人”、“形势逼人”的判断以及税收改革与政策推进的“紧迫性”、“现实性”的观点。这一点,经过这一年实际,感觉更强烈了。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第42条中,明确而强烈地提出了"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的新使命,对财税系统交办了新任务。这短短20个字的表述,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交办的任务十分艰巨,改革与政策推进的方向也十分明确。
        学习《建议》关于税收改革的基本精神,我有三点体会:
        一是,税收学术界应以高度的热情,迎接新挑战,抓住新机遇,面对新问题,共创新思路;要积极为完成党和国家的这个新使命,办好新任务做好理论准备,吹响集结号,确立新命题,组织大力量;
        二是,税收学术界应以敢于除旧图新的精神,面对新使命和新任务,要在明确肯定以往我国税制改革的成果及其重大作用与贡献的基础上,与时俱进。要充分认识到在新形势下我国现有税制的许多"不适应性",继续积极推进改革,为建立起一个完善的适应我国今后深化发展新阶段需要的、功能齐全的、结构合理的现代税收体系而努力献计献策。
        三是,党中央提出的税收改革新目标,要求高、任务重,尽管只有140个字,但包涵了五大领域的改革任务,要真正高质量实现,必须是税收理论界与税收实际部门同志密切合作,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国际经验探索、中国实践总结、新结构与政策推进的战略思路以及构架方案等多方面,做到政学通力,理论界要争取税务部门指导,税务部门要真心依靠理论界广大学者专家,作为共同使命而努力奋斗。
        (二)在新一轮税收改革与政策推进中,应当继续坚持三个战略思维,即:①税制形象原则是"战略性"调节;
        ②税制框架理念是"双主体"构想;
        ③税制征管方式是"征纳和谐"路径。
        这三点缺一不可,而且是相互挂钩的,不可偏废一方。二十多年来,尽管理论界与实际部门对此有争论,但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实际、契合中央总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