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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减税能解除经济增长的抑制吗


    2015-09-29 14:03:00 | 来源:和讯网 | 作者:刘尚希

        面对低于预期的经济形势,全面减税的呼声又开始多起来了。不少观点认为,当前的低增长是税负太高造成的。关注税收,评议税收,扩大公共讨论是一件好事。但这种判断有可能误导政策和改革。若果真如此,那事情就很简单了,全面减税即可。看似做了一件“好事”,但这很可能导致以减税政策替代深化改革,甚至使结构调整功亏一篑。一旦以短期治标的政策替代长期治本的改革,经济风险将不是缩小,将来的日子更不好过,甚至可能以一场严重的危机来收场。
        应不应减税是一回事,而税负太高造成低增长必须减税,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一种价值判断,可以通过公共选择来决定;而后者则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这样做。当前呼吁全面减税的观点,大多是基于后一种判断。
        今年4月份,路透中文特邀专栏作家张涛发表了一篇题为《减税!全面减税!!》的文章。他观察到今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解决两难境地的办法是全面减税。支撑其逻辑的是“拉弗曲线”。这是在40年前美国总统里根的经济顾问阿瑟.拉弗提出的,认为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的,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作者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以来至今的20余年的财税数据,认为“拉弗曲线”在中国确实客观存在,并得出结论:我们已经面临“高税率、低增长”的问题,目前的税率已经处于“拉弗曲线”的右侧,成为低增长的重要原因,故而提出要全面减税。
        上个月,中金公司梁红等发布了题为《降低税负不应缺席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宏观周报,该周报称,企业部门税负过高,不利于企业投资和创新。以三年前的2012年企业税负相当于其含税可支配收入的47.4%来支撑减税的必要性,以政府拥有巨额存款和大量国有资产这两座“金山”来支撑减税的可行性。
        近日,又看到一篇题为《减税:中国经济和股市的逃生之门》的文章,同样也是依据拉弗曲线原理来进行论证分析。该文引用已有的研究数据,2012年中国宏观税负比重为35.33%,文章的分析显示,中国政府税收每上升1%,会导致中国GDP下降0.045%。这意味着当前宏观税率已在拉弗曲线的右侧,抑制了经济增长。所以,作者呼吁要开始大规模全面减税。
        上述三篇文章分析角度稍有差异,但其结论是一致的:按照拉弗曲线原理,税率已经处于拉弗曲线右侧,抑制了增长,必须全面减税。如果说真是如此,那么北欧国家更要全面减税,因为北欧国家的宏观平均税率接近50%,不然,北欧的经济就会停滞。而事实上并未出现。这说明,税负高到什么程度就会进入拉弗曲线的右侧禁区,没有标准,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取决于一个国家对“福利—税负”匹配组合的选择。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也很难说拉弗曲线在我国能得到验证。按照张涛的分析,1994—2000年期间,税收年均增速为17%,(狭义的)宏观税负均值为11%,经济增长却不高,1999年只有7.6%;而2006—2010年期间,税收年均增速为21%,(狭义的)宏观税负均值为17%,经济高速增长,甚至出现过热,2007年达到14.2%。 
        为何宏观税负高了,经济增长反而更快了?在这个期间,法定税负并没有提高,显然,经济高速增长是“因”,宏观税负提高是“果”。经济下降了,再倒果为因来判断,失去了逻辑上的一致性。用宏观税负来说事,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宏观税负是一个事后的结果,既可能是法定税率没变,经济增长带动税收高速增长,进而使宏观税负上升;也可能是提高了法定税率,征收了更多的税所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到7%左右,税收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的情形难以再现,(狭义的)宏观税负不但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拉弗曲线原理并不复杂,其实只是道出一个朴实的常识:取之有度。最优税率是在0%—100%之间,至于具体是多少谁也没有证明过。税率为零,税收也等于零;税率100%,经济活动停止,没有税源,税收也等于零。拉弗当年为了说明减税的必要性,急中生智在餐厅的一张餐巾纸画了一条抛物线,只是一个示意图,并未给出精确的结论。在这之后,他也没有严格证明最优税率是多少。事实上,也无法给出一个任何条件下都存在的最优税率。以拉弗曲线来证明全面减税是不足为凭的。
        至于有人认为我国是“低福利—高税负”组合,从而主张减税,则是与拉弗曲线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从稳增长来看,改革比全面减税更重要。这些年来一直在实行结构性减税,但效果不彰。究竟是减税力度不够,还是改革进展不理想所导致,究竟是减税优先,还是改革优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地方基层财政又在重现2005年以前的现象:工资不能及时兑现发放。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减税可能首先触发地方财政危机。
        在当前经济风险加大的严峻形势下,希望发挥税收的积极作用,从其出发点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估计没人反对通过结构性减税来稳增长,但通过全面减税是不是经济增长的抑制就被解除了?还有,全面减税会不会激活哪些本该淘汰的僵死企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会不会因此而中断?税收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会不会因此而丧失?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会不会因此而降低?财政风险会不会因此而急剧扩大反过来威胁经济的稳定?如此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主张全面减税时是不能不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