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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与中国国际税收管理


    2015-10-09 17:01:00 | 来源:《广东地方税务》 | 作者:杨志勇

        2015年3月底,我国开始公布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不但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提供动力,还将同时极大地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各国的合作重点将揽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各项内容,这些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离不开税收政策的有力支持,国际税收管理的作用愈加突出和重要。
        一、“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际税收管理目标
        (一)税收政策应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约为1400亿美元,比利用外资多近200亿美元,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为125亿美元和98.4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另iJ为25.2%和36.3%。其中,承接东南亚国家的服务外包执行金额53.8亿美元,同比增长58.3%。这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在加强。“一带路”不只是“走出去”,还应包括“引进来”。 
        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融合越来越多,贸易与投资的转化也日益常见。全球商业模式也在转变,从国别化经营模式逐步转向全球化经营模式,全球价值链模式也表现出新特点,需要合适的税收政策对接国际资本流动。此外,“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但基础设施投资期长、回报率低和风险较高,要求国际税收管理目标应做适度调整,不单以筹集收入为主要目标。
        (二)税制不佳导致国际税收管理诸多难题待解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带来的挑战,税收层面主要体现在国际税收管理上。目前,我国国际税收管理在规范一般反避税管理、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企业所得税、加强对外支付费用的转让定价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了成绩,但仍难以满足资本输出对税收负担稳定性、确定性与合理性的要求,一些问题甚至要通过根本性的税制改革方案才可能得以解决。例如,彻底的出口退税、跨境电子商务税收等难题,可能需要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转变才可能得到解决。
        二、世界新秩序与中国国际税收管理
        税收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税收治理水平的高低关系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国际税收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一部分。积极推动国际税收新秩序的形成,应是中国国际税收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
        Kissinger(2014,pp.365-370)认为,每一种国际秩序迟早会受到两种趋势的挑战:一是义理性( legitimacy)的重新界定(当国际安排的价值发生根本性变化时);二是权力平衡的显著转移(源于国际秩序不能适应国家权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国际秩序需要在力量和义理性之间取得平衡。在他看来,21世纪世界秩序结构中,世界政治和经济组织不致。国际经济体制已是全球化的,而世界政治结构仍建立在民族国家之上。全球经济动力来自于商品和资本流动的障碍的清理,但国际政治体制却在拖后腿。
        在王逸舟(2012)看来,处理全球主义与民族利益,应持有“本土情怀与全球视野”理念,按此原则确立起来的国际税收秩序,才可能实现民族情怀与国际主义间的动态均衡。大量现实税收问题解决方案的背后是理论支撑。税收是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问题的交汇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际税收秩序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参与国际税收新秩序的制定,是促进世界秩序改变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深入了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并将之融入国际税收新秩序方案中去,注意国内税法与国际税法的结合与衔接,探索构建双边、多边与国际税收合作机制。
        三、中国国际税收管理的政策选择
        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既要注意税收政策灵活性,解决实际税收难题,又要寻求稳定的税收制度,并将后者作为重点,又要特别注意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合作才能互利。合作利益不是偏向哪一方,而是平等互利。这样的合作才有可持续性,才可能促进新国际税收秩序的形成。
        (一)短期政策思路
        1、加强纳税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涉及国家和地区众多。其中,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税制情况或因语言,或因税制较为复杂,国人并不了解。提供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税制信息,可以帮助纳税人降低税收风险,促进对外投资的可持续性。税制信息提供既可以是国家层面的,也可以是地区层面的。地区层面的可以因地制宜,提供当地对外投资者最迫切需要的信息。中国对外签订的税收协定,同样要让纳税人受益。税务部门应积极收集并大力宣传,并充分利用税务中介机构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涉税服务,让纳税人尽知、尽享。
        2.加强跨境税源管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跨境税源监控制度的优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国际税收协定多涉及相关内容,但在具体操作上,仍然需要更多更积极的配套设施。互利合作是国际税收情报交换的基础。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既要注意运用双边合作机制,又要积极争取多种途径配合,在多边合作机制下甚至在各种国际组织框架内解决问题。合理解决“避税地”难题,尽量减少对资本输出国的负面影响,深入分析“避税地”问题的不同特点,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保障各国按贡献得到自身应该得到的税收份额。
        3.税收抵免制度的优化。不同的税收抵免方法对投资者产生不同影响。对于投资者来说,不分国不分项的税收抵免最有利的,但这可能严重影响国家税收利益。因此,税收抵免制度优化只能在投资者和国家利益之间选择均衡点。分国综合抵免和分国分项抵免都是选择项。在投资活动日趋复杂的背景中,间接抵免的层次也变得特别重要。多少层次的间接投资可以享受抵免待遇,会直接对投资者利益产生影响。
        (二)长期制度建设
        在注重税收政策目标落实的同时,融合国际税收规则般规定,将一些需要长期存在的做法加以制度化,进步完善税收制度,加强税收立法,形成制度的法律保障。
        1.加强数据库建设,探索国际税收经济分析方法。有效的国际税收征管离不开数据库建设,离不开国际税收经济分析方法的更新。建设形成企业、行业、税收等多系列数据库,结合国际经济发展新特点,探索有利于国家税收主权维护的经济分析方法,形成基于现实,适度超前,吸取国际前沿静安,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税收经济分析方法体系。
        2.加强税务组织现代化建设。税务组织的现代化包括两方面内容是国地税业务的全面融合乃至固地税合并。二是税务部门内设机构的优化。按照税务组织现代化的要求,适应税收征管新需要,加强税源分类管理,优化内设机构设置。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对国际税收管理制度和政策进行了合适调整,如果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一切仍可能成空。“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更要求我国加强其他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为税收制度与政策的执行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