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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反避税要求的税制改革国际视野


    2015-10-20 10:52:00 | 来源:《税务研究》 | 作者:庞凤喜

        内容提要: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是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并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下行压力的加大而更加复杂与严峻。多年来,国际社会已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但由于税基设定属于一国独立自主行使经济主权的范围,因而通过采用统一的国际税收方略来解决各国税收利益失衡的做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在我国,尽管近几年来已取得较为显著的反避税成效,但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下跨国企业日益激进的税收筹划和精心设计的避税方案的运用,频繁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行为已给税收征管带来了严峻挑战。在已启动的新一轮税制改革中,应注意以国际视野推进税制改革与征管改革。
        关键词: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 BEPS 项目 反避税 税制改革 国际视野
        随着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国际经济形势日益严峻,跨国企业通过激进的税收筹划或避税行为引致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情况也日渐普遍。统计显示,仅2008 年就有55% 的国际贸易和35% 的资金流动从“避税天堂”过境,而“避税天堂”涉及的金融资产就高达约10 万亿美元,严重损害了相关国家的税收利益,也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有效避免双重不征税,由20 国集团(G20)领导人联合背书,并委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进的BEPS 国际税收改革项目,是G20框架下各国携手打击国际逃避税,共同建立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国际税收规则体系和行动合作机制的重要举措。

        目前,参与BEPS项目的国家已达44个,其中OECD 成员国有34 个,另外10 个为非OECD 成员国。中国以OECD合作伙伴身份积极参与该行动计划,与OECD 成员国平等享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可以预见,在未来,国际税收体系中将掀起新的税改风暴,相应地,也要求我国税制改革必须具有国际视野。
        一、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成因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在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发达国家债务负担沉重,面临减支增收双重压力的背景下,跨国公司追求全球税负最小化与主权国家力求本国税源税收份额最大化的矛盾日益凸显,并引起各国政府与公众的高度关注。事实上,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是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并将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等新技术的发展而更加复杂与严峻,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则是各国涉税处理规则的差异,以及现有反避税规则的难于操作。 
       (一)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是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必然产物

        在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程度较低的时代,一国产业发展具有明晰的边界,其制造业大量吸纳劳动者,造就规模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随着社会分工细化、科技进步与工资待遇提高,工人阶级中进一步分化出大量具有持续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从而构建起本国稳定的税基。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急剧打破了这种局面。其基本原因在于,由于其生产可能会转移到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与环保要求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相应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劳资分离,在由跨国资本和技术主导的新的利润分配体系背景下,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已难以成就产业工人转型为新的中产阶级,由此也使得相关国家中产阶级正逐渐消失,传统的稳定税基被急剧侵蚀。
        在经济国际化、全球化较低的时代,主权国家较易对一国经济体征税,但随着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程度的快速提升,跨国公司除了以原材料、劳动成本、土地成本等要素低廉为投资目标外,通过“跨国”的形式来逃避本国政府征税的情况也日益蔓延,致使法理上应属于主权国家的税基正大大缩小,税收能力也不断弱化。
        经济国际化、全球化以来,发达国家正从后工业化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快速过渡。相应地,自主知识产权与高新科技专利等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取得核心竞争力地位,在剩余价值分配链条中占据利润分配的制高点,而大多数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则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主要通过加工组装活动获取极少的利益,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处于低附加值、低利润的弱势位置,由此所致的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利润分配不公和税收汲取能力强弱悬殊,加剧了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税收紧张关系。
        (二)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更加复杂严峻

        1990年以来,信息通信技术革命风起云涌,其飞速发展不仅促进了跨国商品、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日益扩大,从而使得各国经济的联系更加便捷和紧密,而且新的交易方式的改变与广泛传播,导致消费与交易高度依赖于互联网,生产和运营依赖于网络。而数字化世界和实体世界的日益融合不仅带来了改变人类生产生活的数字化革命,也必将掀起一场新的适应数字经济的税收征管改革风暴。
        传统税制下,征税必须对居民身份、常设机构及所得来源与性质进行区分,但数字经济时代下,这些“征税边界”变得模糊。具体来说,电子商务具有匿名性、虚拟性、无纸化等特征,因此,网络使用者的国籍和居民身份的认定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数字经济完全建立在虚拟的市场上,商品和劳务的提供在网上便能直接完成,即企业活动不再需要原有的营业场所和代理商等有形机构,而是借助网络轻松突破地域界限。同时,企业可以随时在其税收管辖权区域内的一个或多个服务器上设置网址,也可在不改变经营范围和域名的情况下,将网址从一国服务器转设到他国另一个服务器上。换言之,网络域名的隐蔽性与随意性导致所得来源地难以辨清。而现行税制与征管应对新技术的乏力,必然滋生出大量游走于上述“征税边界”模糊地带的所得,不仅造成税基的严重流失,而且导致区别于实体经济的税负不公与分配秩序失衡。
        传统税制下,对有形财产课征的财产税,一般可以以财产所在地及其实际形态为标准,依价值或计量单位加以课征,但数字经济下,因网络普及而产生的大量虚拟货币和虚拟财产,现行税制无法精确认定和管控。而从本质来讲,虚拟财产交易的性质是转让无形资产,它能使得出让人即时获得甚至预先获得非公益性财产权益,并相应具有可税性,但数字经济下的数字支付手段使得原有财产权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征税主体、纳税主体、交易金额、财产原值难以有效认定,从而使得虚拟财产的课征极为困难。
        (三)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存在的客观基础:各国涉税处理规则的差异,以及现有反避税规则的难于操作

        从涉税处理规则来看,世界各国行使的税收管辖权主要分为居民(公民)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这两大类。一般来说,资本技术输出较多的发达国家,多侧重维护居民(公民)管辖权,而资本技术输入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则多侧重维护地域管辖权。实际操作中,为维护本国利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往往同时行使上述两种税收管辖权,而少部分国家和地区则实行单一的地域管辖权办法。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既有可能导致双重征税,也有可能造成双重免税。
        为防范及应对跨国公司过于激进的税收筹划方案,各国都在税制安排中制定了相应的反避税规则,包括一般反避税规则(GAARs)与特殊反避税规则(SAARs),如:转让定价规则、资本弱化规则,以及受控外国公司(CFC)规则等,但由于诸多原因,实际上往往难于操作。以转让定价为例,跨国公司大多通过签订一系列内部协议,将资产尤其是难以精确衡量其价值的无形资产(知识产权、技术专利等)转移到税收政策优惠的国家和地区,从而使相关国家税基遭受侵蚀。对此,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基于独立交易原则予以应对,即关注转让定价中关联方之间的转让价格,与同类独立企业在可比情况下的交易价格是否基本一致,显然,“同类独立企业”和“可比情况”都几乎无法成功获取。 
        

     

     
        二、应对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国际做法与发展趋势

        多年来,国际社会已采取多种措施来积极应对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总括而言,呈现出以下突出特点:

       (一)对象与手段多样化、力度强硬化、范围扩大化

        在应对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方面,各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包括:一是打击的对象不再仅限于大型跨国公司,对于本国的富裕阶层、政府官员、社会名流等也同样采取强硬措施;二是手段多样化,如美国颁布了《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案》,法国每年更新“避税天堂黑名单”,意大利将开征“谷歌税”等;三是惩罚力度强硬,不仅有大规模的税务突击检查,而且还有高额罚款甚至刑拘;四是范围也不再仅局限于本国,而是通过多种方式展开跨国合作共同打击(参见表1)。
        (二)税收协调模式从单边主义转向双(多)边主义,从区域税收一体化模式转向全球协调模式

        随着各国经济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在应对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方面,各国也逐渐从传统的税收竞争走向税收协调趋同,而协调模式则逐渐从单边主义向双边(多边)协调发展,其内容从早期的单一化向目前的综合化、复杂化方向发展。
        所谓单边主义协调模式,是指一国或国际组织仅仅从本身的利益和本国的意志出发来要求他国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抑制并最终消除有害国际税收竞争。按照主权独立原则,一国完全有权根据自身意志决定本国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而单边主义模式则置主权独立原则于不顾,完全按照自身意志强制改变他国税收政策,将本国意志强加于他国,其核心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如OECD早期在没有和他国协商的条件下,单独制定了判断避税地的标准,并以此威胁要对这些避税地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其实质就是单边主义。
        而税收协定模式是指两国或多国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寻求解决国际间有害税收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逃税和避税问题,缔约方在同意和自愿基础上,对本国税收管辖权做出一定限制和约束,基本不触动各缔约国税收制度,也不妨碍各缔约国独立行使其财政、金融主权。1970-198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国开始利用签订双边协定的方式来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
        尽管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国际组织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在税收协调中产生摩擦与冲突,但应对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维护国家利益是各国内在的本质要求,由此衍生出国际税收协调中各种不同的新模式。
        1980 年以来,特别是进入1990 年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区域经济组织成员国通过多边协调,让渡本国部分税收主权来逐步消除成员间的税制差异,使各成员国某一税种甚至整个税制趋同化或一体化。区域税收一体化协调并不需要国家之间单独签订双边税收协定,而是只需签订多边税收协定,具有规模效应,因而缔约成本低。显然,无论是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区域税收一体化都要远远好于双(多)边税收协定的模式,因而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税收协调模式。如欧盟、北美自贸区、南美安第斯条约组织等都相应地削减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壁垒,进行自由贸易,组成共同市场,促进成员国间的经济平衡和协调发展。
        而全球协调模式是指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各国税收政策进行协调,该协调模式要求各成员国采取一致的税收行动,取得共同利益,具有多边性和国际性,其协调较前几种模式的地域范围更广,力度更大,而协调难度也更高。如《OECD 税收协定范本》、《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等都是国际组织制定双边或多边反逃避税措施中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参考性文件,都为国际间利用双边合作交换税收情报、抑制国际逃避税提供了规范。
        (三)国际税收合作机构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长期以来,国际税收合作机构不仅在协调国与国之间税收关系、促进国际间税收征管互助合作、打击国际避税和偷逃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通过经常性、固定化的税收学术交流与研讨会议为各国提供交流经验的平台,达成共识,其影响力日益扩大。这些国际税收合作机构主要包括:亚洲税收管理与研究组织(SGATAR)、美洲税收管理中心(CIAT)、欧洲税收管理组织(IOTA)、英联邦国家税收管理协会(C A T A )、非洲税务管理论坛(ATAF)、OECD 税收政策与管理中心、联合国国际税收合作专家委员会会议等。其中,OECD税收政策与管理中心始终是国际税收标准的引领者,制定了著名的《OECD 税收协定范本》和《跨国公司与税务机关转让定价指南》,其发动的反对“有害税收竞争”,大大削弱了一些避税港对跨国公司的庇护。可以预见,国际税收组织的发展将成为应对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重要力量。
        三、BEPS方略:国际社会应对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措施的着力点与局限性

        当前,国际税收环境正呈现一种新老交替,大分化、大改组、矛盾交错的格局,其突出矛盾有四:一是老规则不能解决新问题,新规则短期内又难以落地;二是双重征税的难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但双重不征税的问题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是国际合作在软性推进,但各国单边行动却在硬性推行;四是国际间政治领袖表面的大团结与西方各国私下的各怀鬼胎相对映,发达国家的鼓噪与发展中国家的沉默,跨国公司表面上的收敛与下一步更隐蔽的筹划同时并存。

        2012 年2 月OECD 发布了《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报告,指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侵蚀税基和转移利润的避税行为已经相当严重,呼吁全球立即行动起来,建立新的国际税务监管规则。
        2013 年7 月19 日,OECD 发布的《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行动计划》中(Action Plan on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提出了为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所需采取的行动项目,规划了未来要开展的15 个方面的工作,并对此设定了时间表。这两份文件吹响了国际合作反避税的号角,这既是对经济全球化下跨国公司发展所带来的税源和税收安排国际化的必要应对,也是政府及民众在经受后金融危机时代财政紧缩之苦推动国际税收制度发生重大实质性变化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国际社会在解决全球性跨国避税问题方面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但税基的设定,属于一国独立行使经济主权的范围,并不是简单通过国际税收协调就能根本解决的,因而BEPS 方略的着力点在于:探索全球化及新数字经济时代下反避税标准制定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强化政府间国际税收规则的趋同性与一致性,及国际税收征管与国际反避税合作的常规性与互惠性。因此,虽然BEPS 方略为各国反避税提供了指南,具有较强的技术指导应用性,但也相应地存在以下局限性:       

        (一)具有不能超越国家主权的“致命弱点”
        BEPS方略需要各国联合对跨国企业进行征税,但OECD存在不能超越国家主权将跨国企业作为单一企业进行单一征税的“致命弱点”,且无法将税基与实际经济活动联系起来在短期内找到一致的税基。因此,这种渐进的协调方式尚存在无法克服跨国企业避税的系统性缺陷。
        (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失衡

        BEPS 方略提出了“价值创造”的新概念,而这正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立场。在全球价值链上,其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两端,即上游:技术、研发、无形资产,下游:市场渠道、客户清单、销售技巧,而这两端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手中。发达国家认为,价值创造中的无形资产是经济实质和经济活动的核心,因此,利润分配的权重应向无形资产的拥有者倾斜。按此逻辑,发展中国家没有无形资产,无疑只能获得低利、微利,在全球价值链的利润分配中将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换言之,BEPS 方略在貌似公正的外表下,实际上始终在强化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通过价值创造、无形资产等标签占领全球利润分配的制高点,掌握全球利润分配的主动权,也必然继续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失衡。
        (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话语权不对称

        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因而势必继续加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贫富差距。而国际税收秩序也是在延续旧的税收国际规则与不平等经济格局条件下建立的,因而仍然基本上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尽管BEPS方略在制定过程中,中国等非成员国被邀请参与修改规则,并许诺给予发展中国家帮助与支持,但由于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还是被排除在外,没有发言权也缺乏参与度。如联合国转让定价手册中所接受的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节约、市场溢价原则,并未体现在BEPS 方略的报告中,因此,在国际税源竞争中,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地位十分悬殊,发展中国家无疑处于被动地位。加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自身税制与税制结构不尽合理,而BEPS方略仅仅试图通过治理国际避税来完全解决整体税收体制失衡的问题,因而可能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四、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我国取得的成效与不足

        我国经济正在不断地加深与世界经济的融合,2014年我国吸引外资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输入国,对外投资则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继续保持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地位。与此同时,我国也是全球避税活动最大的受害国。我国吸收外来投资的大部分是借道我国香港、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这三个“避税天堂”,而投资存量的73.6% 也分布在这些地区,本土“走出去”企业也大都在避税地、低税地设立公司再转投其他国家,跨国公司组织架构复杂,所属企业间的关联交易行为越来越普遍,日益频繁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行为给我国税收征管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针对上述情况,我国税务机关一直在加大反避税力度,通过实施“管理、调查、服务”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反避税防控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
        2005-2014年我国反避税对税收增收贡献总额达到1 734 亿元。其中:2005 年反避税对税收增收贡献仅为4.6 亿元,2014 年达到523 亿元,增长113.7倍。2005年反避税调查平均个案补税金额仅127万元,没有一起亿元以上的案件。2014年平均个案补税金额达到3 068万元,补税过亿案件达到20起(参见表2)。
        同时,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协调,仅2014年我国就与8 个国家所涉33 个案件进行了10 次双边磋商,通过双边磋商实现在我国补税10.23 亿元,为跨国公司消除国际双重征税负担14.8亿元。截至2014 年3 月底,我国已对外正式签署99 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其中97 个协定已生效,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签署了税收安排,并出台了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走出去”企业税收管理指南、非居民税收管理的政策等相关规章制度。由此,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一套国内税收法律规则体系。 
        

        需要我们清醒的是,尽管反避税工作所取得的上述成效显著,但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下跨国公司日益激进的税收筹划和精心设计的避税方案的运用,频繁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行为给税收征管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相关反避税法规亟待完善,反避税人才建设滞后等问题已日益凸显,我国的反避税工作任重而道远。
        当前,我国反避税的立法有法律、行政法规、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各地税务机关发布的操作性规范四个层次,但仍亟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此外,人才不足和能力不足严重制约反避税工作的开展。一方面,反避税人才建设滞后明显,我国不仅专门负责反避税磋商的人员大大少于韩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不足美国的1/20,而且目前各高校也没有开设专门的反避税专业课程,人才储备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在与跨国公司避税与反避税的博弈中能力也明显不足。反避税实践中,税务机关的对手——跨国公司大多是百年老字号企业,资金充裕,有着长期与税务机关打交道的经验积累,加之一般聘请最出色、最大规模的专业人员进行税务和财务规划管理,在博弈中往往处于优势。再从人才对比来看,有的跨国公司甚至其一家拥有的税务专家人数就超过绝大多数国家税务机关的专家人数。而我国税务部门近年来人才流失严重,部分出色的税务人员跳槽为跨国企业做避税咨询,其中不乏高端人才,由此更加剧了我国应对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严峻性与困难性。
        五、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我国税制改革应具有国际视野

        我国目前正经历新一轮税制改革,应抓住这一改革契机,结合当前的税收经济环境,顺应世界税制改革潮流,以国际视野,优化我国税制与税制结构。
        (一)以国家利益为导向,扩大在国际税收协调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推进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新秩序重构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加强国际交往的结果。因此,作为一国经济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税收政策,其制定也必然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经济快速全球化以来,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在碰撞中不断融合,各国间的税收利益矛盾与冲突不断,必须通过相应的协调合作机制来解决。为此,一方面,我国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导向,避免接受任何损益失当的税收协调规则;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世界政治和经济大国,同时也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必须从维护国家税收主权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在国际税收规则的制定中扩大自身话语权和争取更大影响力。2014 年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G20 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打击国际逃避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这表明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与协调机制中,中国不能只被动接受OECD作为“富人俱乐部”所制定的倾向于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而是必须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给予一定的帮助。应当看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地位不同,如果一味按照统一的市场规则追求形式上的公平,则是实质上的不公平。因此,在参与国际税收协调与制定相关政策方略的过程中,我国应努力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加公平合理的税收权益,如努力争取将“成本节约”、“市场溢价”作为跨国企业利润分配的依据,以重构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分配新秩序,并优化我国既有的反避税规则。
        (二)清理税收优惠,从全球着眼为企业创造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为最大程度吸引海外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往往会给予大型跨国企业以种种特殊税收优惠,并对其金融信息提供保护,这不仅违背国际税收中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反而易加剧各国税收的无序甚至是恶性竞争,从而加剧各国税收利益失衡。
        从我国来看,改革开放之初,为吸引外资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资金短缺、基础设施不足等瓶颈问题,我国大量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并较快实现了政策初衷,但其负效应也十分明显,尤其是在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争相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导致国家资产隐形流失;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税负不公平,破坏统一的市场秩序;影响财政收入,削弱政府调控能力等问题愈加凸显。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以及我国经济总量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走出去”和“请进来”的跨国企业仍将继续增加。而人才、资本、技术等优良资产天生的流动性,需要我国政府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中,必须着眼全球,通过规范税收优惠,为国际国内各类企业创造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通过科学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设立,发挥税收优惠的诱导作用,实现国家对经济的间接调控。如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鼓励与扶植,有助于增强企业竞争能力与国家核心竞争力,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为“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创造”提供税收制度性基础。
        (三)顺应世界性减税潮流与严控富裕阶层逃避税的趋势,将稳定经济增长与强化个人税收遵从相结合,加快推进我国税负的结构性调整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往往普遍运用经济杠杆,特别是运用税收政策工具来化解危机的不利影响。当前,减税及税负的结构性调整已成为各国税制改革的普遍趋势:一方面,通过降低直接税税负,以吸引和留住资本、人才和技术,刺激经济复苏与增长;另一方面,受制于危机引发的财政赤字的重压,往往通过拓宽税基,调整税种组合,强化税务管理,特别是提高富裕阶层税负、对高收入群体逃避税行为实现严厉打击来实现部分增收。
        从我国来看,经济从高速增长步入次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财政支出压力不断加大,传统的纳税主体、课税客体增收潜力大大下降,必须顺应世界税改趋势,实施税负结构性调整,构建我国有竞争力的税负与税制,以激发全民创业与企业创新热情,稳定与推动经济健康成长。
        同时,由于我国现有反避税立法和实践主要针对居民企业,几乎不触及中国居民个人,而后者中的富裕阶层跨境跨国流动征税存在大量“空白地带”。如我国现有税种中,并无“退出税”规定,亟需加快推进我国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相关税种的税制改革。
        (四)加强国际间涉税信息情报交换与共享,提升税收整体管理能力,促进税收客观职能的真正实现

         涉税信息共享与交换,在国际间是国际税收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打击跨国逃避税最有效的办法,在一国范围内则是有税尽收、无税禁收的技术性基础,更是税制与税制结构能否优化,税收客观存在的收入职能、调节职能能否实现的基础性环节。
        2013 年7 月,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充分肯定了OECD 关于建立一个多边和双边税收情报自动交换全球模型的建议,并就联合开发新的单一全球税收情报自动交换标准达成一致。2014年9月的会议又再次核准了这一标准,并计划将在2017 年或2018 年年底前,根据各国实际情况,在G20成员间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开始启动税收情报自动交换。为此,我国应积极参与并运用国际组织间的税收合作关系,尽快建立与完善国际税收涉税信息交换机制,以及时有效地获取各种国际税收情报资料并反馈有关信息,消除涉税信息不对称问题。
        同时,我国应积极依托国际先进科技成果,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国际反避税信息化建设与全方位提高我国税收征管能力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积极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大力推进涉税信息平台建设,建立起相关涉税信息的搜集和分析机制;另一方面要不断夯实税源专业化管理的基础,通过构建数据库、充分利用第三方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方法对跨境跨区域避税行为实施风险预警与重点监控,由此,不仅有助于直接提升我国税收征管能力,而且有助于破除我国税制优化与税制结构优化的瓶颈,从而真正构建公平税负的竞争环境,并真正实现税收固有的客观职能。
        此外,人才资源在反避税规则构建与反避税行动中都至关重要,需要各界予以足够关注。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