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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亟需大规模减税


    2015-11-09 09:34:00 | 来源:新浪财经 | 作者:管清友

        当前我国税赋比重过高、税收制度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亟需改革。大规模减税是从收入端宽财政,相比支出端的财政刺激,减税可以避免财政定向支出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日前表示,2015年全球面临危机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除了要反思原因,制定针对需求方和供给方的综合政策,坚持稳增长和促改革的辩证统一外,还应重新审视一些传统经济学理念,要反思财政政策,其中特别提及“3%的赤字率是不是绝对科学,值得探讨”,暗示财政或有进一步扩张,赤字率红线或可调整。
        眼观当下,财政政策的反思,其实就是要让“积极财政”真正“积极”起来。应当如何为之?我们也早有梳理。
        目前,名义上“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还不够“积极”,其根源在于财税体制的束缚。财税体制目前有两大问题:一方面缺钱,另一方面是钱又花不出去。缺钱是因为经济下行期财政收入大幅受限,而中央对财政赤字率容忍度较低,钱花不出去是因为中央地方之间财政关系没捋顺,地方政府自由度较低,没有积极性去花钱。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一方面扩大财政赤字,另一方面调整央地财政关系。
        私人部门被动去杠杆的过程中公共部门应该加杠杆对冲,是所谓逆周期调节。但目前来看,积极财政一点都不积极,未来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2015年前三季度的名义GDP增速才6.6%,而财政收入的增速仍有7.6%。2014年的财政赤字率仅为2.1%,2015年的财政赤字目标虽然提高到2.3%,但仍远低于国际警戒水平3%,也明显低于我们在2009—2010年的水平,下一步可以继续扩大财政赤字。
        ①扩大政府发债规模
        从中央政府角度说,可以增发专项国债和特别国债。不管是特别国债还是专项债,都是由中央作为加杠杆主体把闲置的资金利用起来,要么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比如1998年8月向四大国有行发行了2700亿元长期特别国债,所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要么直接用于公共投资(比如财政部于1998年9月面向四大行发行了1000亿、年利率5.5%的10年期国债,专项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基础设施投入),是刺激宽货币向宽信用扩张的有效方式。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央可以先发行专项国债,对接一些需要中央牵头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比如交通、水利、棚户区改造、地下管网等。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今年的6000亿专项金融债由国开行和农发行发行、中央财政贴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发挥了专项国债的作用,可以作为一个过渡工具,继续扩大规模。
        从地方政府角度说,可以把正门开大一点,提高地方债发行额度,并做好配套制度改革。堵完歪门之后必须开正门,地方政府债券融资成本低,且不存在期限错配问题,应当适度扩大规模,用于一些有价值的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大部分地方债用来置换存量,除了3.2万亿的地方置换债,2015年的地方政府债券发债额度仅有6000亿,而美国一年的市政债规模接近2万亿,下一步应该放出更多的地方债用于增量项目建设。当然,配套改革必须同时推进,比如,必须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尽快编制和披露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退一步讲,如果配套改革推进较慢,可以继续由中央代发。
        ②大规模减税
        大规模减税是从收入端宽财政,相比支出端的财政刺激,减税可以避免财政定向支出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此外,减税和其他财政刺激一样,可以扩张总需求:第一,减税有助于增加劳动者的边际收入,提高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第二,提高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增加企业家固定资产投资与科研投入的意愿。而劳动、资本与科研投入的增加,三者均能提高社会总产出。第三,从需求端看,减税增加了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而居民部门相对于政府而言使用资金更有效率。
        “里根经济学”应对滞胀的核心就是大规模减税。1981年参众两院通过《经济复兴税收法》,里根总统的减税行动开始,被称作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税行动。里根减税行动主要包括大幅下调个人所得税税率、个人所得税指数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减税刺激了消费和新设备投资:(1)个人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率从1982年的0.86%快速上涨至1983年的3.54%;(2)1982年以来对新工厂和设备的实际投资每年增长15.4%,为二战结束后没有过的速度。1984年美国GNP增长率为6.8%,为1954年以来最高增速。
        当前我国税赋比重过高、税收制度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亟需改革。
        (1)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
    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最高的国家为瑞典,其最高税率为56.6%。中国最高税率为45%,与美国持平但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过高税率对高收入人群形成了逆向激励。《经济复兴税收法案》将美国最高边际税率由70%一次性降至50%,1987年再次下调至38%,1988年又降至33%。据统计中等收入纳税人平均税率降低了1/3,数百万低收入者不再支付任何个人所得税。
        (2)提高直接税比重,减少重复征收。间接税不由纳税义务人实际承担,被转嫁至最终消费者,在转嫁环节中易重复征收。此外由于间接税具有累退性,过高比例的间接税无形中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尽管近年来间接税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位置,2013年间接税比例为62%,高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增加直接税比重是税收改革的方向之一。
        (3)个人所得税指数化。现行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在2011年确立,通货膨胀使得在非指数化税收体系下,纳税人随着名义收入的增加进入更高纳税阶层,实际税收负担加重。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均实行了个人所得税指数化。《经济复兴法案》对美国个人所得税进行了指数化,按每年物价指数的涨幅,自动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纳税扣除额与所适用税率。
        (4)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新兴行业尤其是高科技行业,前期固定资产投资大、回报周期长,在国内间接融资为主体的融资体系下,过长的固定资产摊销周期增加了企业初期税赋压力,不利于企业成长。对于新兴行业,应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为企业发展创造空间。美国《经济复兴法案》采用了实行折旧补贴的“加速成本回收制度”(ACRS)快速摊销成本,确定的折旧期分别为3年、5年、10年与15年,是美国历史上折旧年限最短的折旧方法,如厂房建筑折旧期由32—42年缩短为10—15年,机器设备折旧期由5—15年缩短至5年,汽车折旧期缩短为仅3年。
        (5)分类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转变。现行税收制度将收入按来源不同分11类,并按相应的扣减额与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未来税制改革方向应对部分所得项目实行综合计税,并将纳税人的按揭贷款、赡养抚养等家庭负担计入抵扣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