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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俏彬:营改增在中国税制史上独具要义


    2016-04-29 09:59:00 | 来源:华夏时报 | 作者:

      营改增是多年来中国税制改革中最大的一个动作,在中国税制改革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减税效果超过一万亿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从5月1日起,将营改增试点扩大到房地产业、建筑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这项税改因此引起社会各界空前关注的热情。您怎么看?这项改革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变化?究竟能减轻多少税负?

      冯俏彬:由于操作上有相当大难度,涉及面比较广,情况比较复杂,营改增试点扩大比预定时间推迟了五个月。更由于涉及到与民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房地产业、建筑业,也由于涉及到业务量庞大而复杂的金融业、涉及千变万化的生活服务业,所以营改增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在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和个人都对于减税有着较强烈期待,营改增恰是在正确的时间回应了社会相关需求。

      此外,由于非常担心财政收入受到影响,营改增也引起了各地政府部门高度关注。

      这项改革带给社会最直接的好处首先是减税。根据现有数据,2015年之前,在营改增试点尚未全面推开之际,其减税效果为6000亿元。当营改增全面推开之后,其减税效果将达到5000亿元左右。二者相加则全社会因营改增而达到的减税效果将超过一万亿元。

      营改增也将理顺税制,这将使得对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及其商业模式的扭曲最小,企业在新的增值税的约束条件下,可以比以往有更大的经营自由度,其经营模式因此将会发生一些变化。

      新旧税制需要平稳顺利转换。在这个过程中不增加税负,这是社会的共同期待,但有关部门也需要控制税制转换中的风险。

      记者:这项改革能平稳化解房地产库存吗?

      冯俏彬:当前社会最关心二手房交易过程中会否因营改增而增加税负。我们经过研究分析得出结论:二手房交易不会因营改增而增加税负,其中税负基本只是发生平移。

      从化解房地产库存角度看,营改增虽然客观上有减税效果,但其减税效果具有普适性,普适于所有生产经营主体,对于化解房地产库存并无太直接作用。

      记者: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多次明确表示“营改增”税制改革今年要完成,而且是个硬任务。这项硬任务究竟有多硬?

      冯俏彬:所谓硬任务就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这可做三方面理解。其一,政府总理已向全社会做了承诺;其二,营改增本应在2015年完成,现在却有所延迟,2016年5月1日是个期限;其三,营改增过程中会遇到无数具体而繁杂的难题,最繁杂难题就是地税要向国税移交大量企业数据、纳税人资料,也涉及大量繁杂的业务接续关系等。

      税改史上具重要意义

      记者:按照计划,营改增将确保所有行业整体减负,却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都可以减税。对此如何理解?

      冯俏彬:李克强总理、楼继伟部长、王军局长等都分别在不同场合提到,营改增能做到让所有行业的税负只减不增。这个大原则符合营改增的设计思路,营改增是结构性减税中唯一被赋予如此重任的税种。但营改增却不能保证所有企业都可以减税,原因其实很简单,增值税要有进项抵扣,而抵扣项要有票据,即这类企业比如生活服务类企业如果某些服务项目不能提供销售发票作为进项抵扣依据,则其在短期内有可能税负要增加。营改增自2012年试点之后,交通行业、广告业、电信业等,即出现某些企业因拿不出抵扣凭证导致税负反而增加的情况。

      这表明对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规范的票据链管理还不完全,但税务部门对此态度良好,已申明将出台过渡性措施,以尽可能保证相关企业不增加税负。

      记者:从金融业角度看,由于普遍采用重人力、轻资产的模式,该行业将如何确定银行、保险的进项抵扣会否是关键?

      冯俏彬:金融业多为轻资产,但本次营改增将金融业价值较高的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这是金融业的一大利好。金融业的进项抵扣大部分是人力成本,这一点应会被考虑进税制设计中。由于金融类业务十分复杂,税务部门必然会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具体操作方案。

      记者:营改增只是增值税改革的中的一部分,下一步增值税怎么改?是兼并税率,完善立法?如何推动增值税立法以促进税负公平,税制完善?

      冯俏彬:总体看,营改增的下一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以前增值税的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是75%:25%,营改增之后,地方的分享比例将有所提高,但具体提高多少需要经过测算。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增值税的复杂税率档次将如何调整,未来几年估计将会在兼并税率上有所作为,但短期内这项工作难以完成,因此多税率并存的局面还会长期存在。

      第三步,在完善立法上,按照税改日程,2020年之前,将完善增值税立法,但社会各方对此有些疑虑。如果通过本次税改,将一些问题讨论清楚,一些做法运行一段时间后平衡了各方利益从而得以固化,则立法问题即可提上议事日程。

      总体上,营改增就是这三步要走的路径。

      营改增是多年来中国税制改革中最大的一个动作,因为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顺应了当前企业主体多元化和企业经营业务多元化趋势,顺应了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需求,从而得以在短短一两年之内迅速推广到全国,这在中国税制改革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个税改革是今年税改第二重点

      记者:除了营改增,社会现在也很关心个税改革。个税调整会有多大进展?所涉及的个人收入和支出信息系统的建立会不会比房屋登记系统的建立更难?

      冯俏彬:个税改革是今年税改的第二个重点。我们可以看到,这项税制改革的方向一直都很清楚,即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发展。财政部从去年开始将个税改革列为重点,今年有关各方对于这项改革具体该怎么改,认识也更加清楚。最近央行金融研究所姚余栋所长提出个税税率要下降,并将税基扩大。我同意他提出的这个的观点。目前个税税率工资部分的边际税率为45%,而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这给了企业主以巨大的避税动机,即将其所有支出都算作企业支出而非个人支出,这样就可获得至少25%的避税空间。

      个人收入和支出信息系统作为个税征收的基础条件,它的建立目前的确是个难题,也是个渐进过程,财务部门暂时只能通过所谓“小综合”掌握个人收入支出情况。今年的《税收征管法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今后将建立个人税号,以规范个人收入和支出信息。在个人收入和支出信息的搜集方面,确实存在很多具体的和复杂的情况。比如社会最关心的房贷利息能否进入个税抵扣项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我赞成其进入个税抵扣,因为房贷利息也是很多家庭支出的重要部分。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赡养老人的支出等,都应进入个税抵扣项。这些都对个人收入和支出信息的搜集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税改平衡各方利益难度加大

      记者:消费税今年会否继续调整,如何调整,资源税、环保税改革将如何进行,房产税今年会取得怎样的进展,对这些问题,你怎么看?

      冯俏彬:目前对这几个税种的改革,理论认识已很清楚,核心问题在于选择何种时机、以何种方式推进改革。

      营改增之后,消费税作为地方上的主体税种,即将进入议事日程。当前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已不能再完全指望中央政府拨款,因为其中的渗漏导致交易成本太高。地方政府的财源,根据新设计的税制,今后将集中于房产税、消费税、资源税、环保税等税种,但这些税种的进展情况目前看都不容乐观。这是营改增之后亟需解决的问题。以消费税为例,这项改革目前还停留在既有思路,即只是把一些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纳入征收范围,这种推进节奏就显得比较缓慢。很多地方政府也尚未考虑到将消费税作为未来的一个新税种。

      消费税要作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其前提条件是对消费普遍征税。

      关于房产税,改革方向已很清楚,但目前由于种种因素而无法落实。

      记者:客观来看,今年的税改最终究竟会取得一种怎样的局面?

      冯俏彬:应该不太乐观。营改增是其中最大动作,之后其他税种改革要取得大进展或比较困难。

      其要因在于改革太复杂,牵扯利益诉求太多,而整合机制又相当缺乏。人们都希望能从减税中获益,而税收却是一种必要的恶。只要有政府存在,就一定要有税收,税收是政府运行的成本。应当注意到,除了营改增,其他税种改革都具有加税效果。但在依法治国的现实要求下,对过去许多税种的调整都要经过法律途径,政府推进税改平衡各方利益的难度加大,改革的时机和方式的选择是一种智慧。此外,还亟需建立对于利益诉求的公开辩论、讨论和整合的机制。由此可见,税收作为一项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其改革难度必然很大。

      怎样才算好税制?

      记者:为何社会整体感觉征税太多,而减税却很难?

      冯俏彬:减税很难,加税更难。例如房产税,讨论了多年,本应当房价高涨之时出台却未出台,房价低迷之时出台窗口消失。现在来看,税改之路如果只能缓慢前行,则风险将会逐渐累积。

      好的税制,是对生产经营环节或创造财富的过程打扰最少;而当财富创造出来产生收入和进行消费之时,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税收才进入。这就是通常所说“税收向后走”。当前税制改革正朝着这个方向,但问题在于税改各动作之间缺乏协同性,从而受到无数力量牵扯。

      因此,还须借鉴1994年税改的那种整体设计。如果各项税改相互脱节的情形不断出现,将直接影响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调整。

      以小口径宏观税负而言,中国的税负在世界各国中属于偏低,大约不到20%,这有数据可以说明。而国际一般正常税负标准在30%左右。美英德法日等国税负在50%左右。

      记者:财政部近日明确政府非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对此应怎么看?它会带来什么变化?

      冯俏彬:我曾多次写文章强调,当前经济下行背景正是规范政府收入难得的时间窗口。现在看,这一建言被有关部门采纳。楼继伟部长在今年两会所作财政预算报告中,明确指出,一些过时的政府性基金要取消,一些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也必须要取消,有些政府性基金要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此外,以前一些收费的收入也被财政部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这些收费收入过去多少带有部门特征,基本属于自收自支。现在,非税收入与部门之间的关联将被切断。

      这项举措将增加财政部门可调剂资金的总量,也可从总体上控制社会负担,今后整个政府体系中伸手向社会收钱的将只有一个口,那就是税务部门。但问题是,收支两条线如何真正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