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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勇:关注经济增长内在力量 比降息减税更重要


    2016-08-23 14:27:00 |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作者:

        利率降到不能降时,希冀通过降低利率刺激经济的目标不会实现。零利率一般被视为利率下降的底限,但已有国家在探索负利率政策。这种做法结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存款准备金率低到不能再低时,降准扩大货币供应量的空间也随之消失。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均不能增加货币供应时,“流动性陷阱”就大致形成。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对经济不具有刺激作用。M2增速低于M1,说明货币政策的效率在下降。基于此,有人认为“流动性陷阱”已经出现。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至少这种现象与流动性陷阱出现的结果是相似的,即货币政策无力前行。
        当前的货币政策看似没有空间,实则不然。货币政策仍有很大的优化余地。中国利率不是零利率,在某些场合,利率水平还居高不下,根本不需要像某些国家那样去探索负利率政策问题。中国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也居高位,有非常大的下调空间。这些政策工具还没有用尽,货币政策还说不上是无效的。M1增速快于M2,从表面上看是央行体系流出来的钱不少,社会不接招,但实际上更多反映的是经济体系中的较深层次问题,即货币供应渠道不畅问题。一些需要资金的企业难以得到资金或者要以较高的成本才可能得到资金,这或直接导致实体经济输血不足,或大大吞噬实体经济利润率,让相当部分实体经济惨淡经营。这样的结果是货币如水,但大水漫灌效率很低。民间投资意愿不强,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货币的需求。市场上长期积累起来的巨额货币,确实也让一些企业主业务经营不需额外融资,因为自身不差钱。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政策一直在发力,2016年更是强调加力增效。财政赤字率根据官方统计口径已经达到3%,高于以往。财政支出力度在加大,减税计划也在实施之中。2016年上半年6.7%的经济增速,来之不易。我们虽然可以陶醉于这样的全球较快的经济增速,但也需要清醒地看到经济增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相当部分的经济增速靠的还是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欠账需要还,但基础设施投资超前到什么程度,需进一步分析。不管怎样,基础设施投资不太可能长期持续快于经济增速。中国的消费需求能否长期持续也需要进一步观察。消费必须靠可持续的收入支持。前些年,经济快速增长积累下来的居民收入促进了各种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的升级。但是,经济增速回落之后,收入还能不能维持既往的增速就是个问题。住房交易额得到去库存政策的支持而上升,但是最近几个月已开始回落。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二线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已经让脱缰的房价跑得更快,且已远远脱离收入水平,房价深度下调的风险不能不加以防范。汽车消费井喷时代也已过去。出口增长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而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达到较高的水平。经济增长点在哪里需要进一步寻找,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确实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资本较为充裕,且从2014年起已从资本净输入国转变为净输出国。这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重要基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是未来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最大绊脚石。2000年,中国就进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让中国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养老负担,而且也会严重影响劳动力供应。人口绝对量较大,摆脱贫困状态不久的国人还习惯加班加点,劳动力对经济不利影响因此暂时被掩盖起来,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有更多的休闲度假时光,人口的不利因素将暴露无遗。中国已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但至少在目前先进技术仍是软肋。在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技术模仿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最终对持续经济增长起支撑作用的是技术创新。中国已有少数世界领先的技术,但距离创新强国还有较大差距。中国已在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供给更能适应需求变化的需要。这抓住了经济问题的主要方面。需求不断得到满足,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同步扩大,就是经济增长。
        减税肯定对企业有利,肯定会受到企业欢迎。营改增全面试点就被定位为减税政策,但是,试点方案的落实已遇到一些难题。不少企业对营改增减税的感受不深。如何更有效地减税,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能让企业税负真正减轻。评估减税政策存在的问题,让减税政策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才是正道。减税与降息是两个问题,对不同企业的影响不同。减税可以让企业普遍受益。降息对于实体企业来说,同样是好事,对于那些融资成本高或者本来融资几无可能但有发展前途的企业更是久旱逢甘霖。重要的是,这可望打通货币政策最后一公里不够通畅之路,让货币政策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企业也会因此受益;这也是一条市场繁荣之路,资本供应相对充裕的社会本来就应该有更充分的资金供应,降息和降准都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减税有一定空间,但受制于财政风险。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在减税与扩大支出中求平衡,降低财政支出更是面临风险。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缴纳更少的税收。诚然,公共服务效率的改善可以用更少的税收做更多的事,但是,公共服务欠账较多的现实,公共服务补偿成本特别是公共部门大量人工成本因为较低的工资收入而没有得到全面补偿时,压缩财政支出的空间是极其有限的。当然,公共服务的资金短缺可以通过提高赤字率来解决。3%的财政赤字率虽说不算高,但3%只是就一般公共预算而言的,财政风险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债务风险不能小觑。庞大的地方债问题需要处理,债务置换只是将问题延后。进一步提升财政赤字率,有一定空间,但空间已经不大。中国虽然有庞大的国有资产,但是要靠这些资产短期内变现来偿还债务,在操作上有不少困难。集中出售显然会让正常的资产评估价值难以实现。大规模变卖资产来偿债会让资产价值大打折扣,得不偿失。应对债务风险,中国可能需要的是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只要经济增长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债务风险回过头来看都将不是什么问题。
        货币政策运作渠道更加顺畅之后,货币政策效率就会得到进一步优化。全面深化改革,加上专业智慧的支持,货币政策当有不少改进空间。但是,无论如何,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