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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俏彬:明年赤字率不宜破3% 减税降费将迎新阶段


    2018-12-28 09:07:00 |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 作者:

        临近年尾,明年的财政政策走向备受关注。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
        财政部部长刘昆此前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表示,除年初确定的全年减税降费1.1万亿元的政策措施外,我国又出台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持科技创新等的一系列措施,预计全年减税降费规模超过1.3万亿元。
        在今年减税降费超预期的背景下,明年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将有哪些重点?扩大减税降费规模的同时,如何平衡财政收支,确保各项支出?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冯俏彬。
        增值税或是降税重点
        NBD:您如何评价今年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
        冯俏彬:目前来看,今年减税降费规模约13000亿元,超出了年初预期的目标。根据今年的国际环境、经济形势,财税政策作出了一些明显的调整。
        目前个税改革成效显著,表明财政政策确实更加积极了。在这之前,围绕着减税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在这次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当中,我认为减税力度是比较大的,而且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根据税务部门公布的数据,10月份仅仅是把费用减除标准提升到5000元/月后,个税就减收了316亿元,有6000万人不再缴纳个税。对普通工薪阶层来讲,这次减税是实实在在的。除此之外,今年的减税降费举措除了数量规模超过预期以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减税降费还有一些信号意义。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减税降费将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NBD:政策层面多次释放将有更大规模减税的信号,您认为2019年减税降费的重点方向有哪些?
        冯俏彬: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增值税。这是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个方向,很可能是明年减税降费的重头戏。二是个人所得税。明年1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六项专项扣除将落地,进入到实施过程。三是降低社保名义费率。当前我国的社保费率比较高,也构成中国企业负担的主要方面,未来社保费率水平可能大幅度下降。
        赤字率不宜突破3%
        NBD:当前对于明年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基本达成共识,您认为明年的赤字率将如何调整?原因有哪些?
        冯俏彬: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质是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一般而言,有三种政策工具可以选择:增加预算支出、增发债务、减税。我的看法是,相较于2018年2.6%的赤字率,明年会上调赤字率,但上调的幅度以不突破3%为好。
        上调的原因在于,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稳增长成为明年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但是,不能认为明年经济要下行、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一定要在赤字率上有重大改变。事实上,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箱里有各种不同的工具,各种工具之间可以相互搭配、相互支持,不一定要把宝全押在赤字率上。
        此外,3%及以下的财政赤字率能够给各方面一个信号,给地方政府一个节制投融资、严控债务的信号,这对当前饱受地方隐性债务之苦的中国而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NBD:今年8月以来,地方债尤其是专项债加速发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回升,从1~8月5.3%的低点回升到1~11月的5.9%。您认为在稳基建方面,明年财政将如何发力?
        冯俏彬:我认为稳基建主要有两招。首先是依靠地方政府专项债作为扩大基建的资金来源,这也是稳基建的规范化资金来源渠道,增加专项债发行可能是未来的主要方式。其次,稳基建还可以通过PPP模式实现。在经过一轮大清理之后,目前PPP项目库中的项目质量已有很大提高,这客观上为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充足的项目储备。更重要的是,PPP内含的政府与社会合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与设计,可以有效地克服政府直接投资的内在弊端,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
        NBD:在减税降费效应下,我们注意到,今年10月、11月的财政收入都出现了同比负增长。在明年将进行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之下,您认为财政支出要进行哪些改革?
        冯俏彬:对于财政收入我不像现在有些观点看得那么悲观,看到这一两个月的数据下降以后,就觉得财政收入不行了。我预期从明年1月份开始,财政收入下降速度将明显放缓,甚至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性增长。
        为了适应减税降费的需要,调整支出结构,是政府部门长期努力的一项改革,或者说在实际情况中,要通过减税降费的方式,促使政府调整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质量。从这个角度来说,通过减税降费施加的压力,可以使我们的财政支出结构更加优化,促进财政资使用金绩效提高。我不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特别大的矛盾,反而认为这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