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经济学界保“6”之争引发关注，并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中国经济到底还有多大潜力，是否仍需依靠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当前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如何取向？新京报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国发院教授林双林。

　　在林双林看来，从劳动、资本、技术这三个经济增长的要素（源泉）看，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大潜力。很多问题的解决都要依靠经济的发展来实现，仍要专注发展好经济。

　　如何将潜力变为现实的经济增速？他认为，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基建投资还有很大的空间，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不必羞羞答答。“投资本无过错，关键是提高投资的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总体债务占GDP的比重已不可小视。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需大量的政府支出，而财政收入增速在放缓。“财政政策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要避免政府债务的膨胀，另一方面又要利用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应该实行谨慎的、可持续的财政政策，不应该进行财政上的过大规模刺激。”林双林表示。

　　未来减税是否还有空间？林双林不赞成再大幅降低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他认为应该降低企业所得税，但降低企业所得税也会使得政策面临两难或者多难的局面。“可以进行结构性的税制改革，税收有增有减，税收总的规模还有缩小的余地。”林双林说。

　　新京报：如何评价2019年2万亿的减税效果？ 

　　林双林：2019年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措施，减税超2万亿，但效果似乎还不够理想。原因在哪里？我认为，比起减企业的增值税更应该减企业所得税。

　　和欧盟许多国家一样，我国的增值税是消费型的。企业可以将增值税负担转嫁给消费者。降低增值税会降低物价，增加消费需求量，但对企业负担的影响较小。

　　而企业所得税完全由企业承担，不能转嫁。一些建立在各种动态模型之上的经济分析认为，企业所得税对经济对企业的负面影响最大：第一，企业所得税会增加企业负担，降低实际投资回报率，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资意愿，导致资本积累放缓，经济增长率下降。第二，资本积累的下降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影响工资，导致居民幸福指数的下降。也有研究认为，最优的企业所得税应该是零。当然，如果企业所得税的收入使用得当，例如用于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急需的基础设施，征收企业所得税也未尝不可，但不可过度。

　　降低企业所得税是减轻企业负担最有效的途径。实际上，降低企业所得税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整体趋势。从2000到2018年，英国企业所得税率从30%下降到19%，德国从52.03%下降到15.8%，瑞典从28%下降到22%，挪威从28%下降到23%，芬兰从29%下降到20%，爱尔兰从24%下降到12.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降低到21%。

　　与发达国家以及周边国家相比，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重、占GDP的比重、税率都相对较高。2017年，美国企业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重为7.1%，英国为8.5%，德国为5.4%，法国为5.1%，匈牙利为4.9%。而我国企业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重2017年为22.25%，2018年为22.59%，2019年企业所得税还在高速增长。因此，降低企业所得税已迫在眉睫，但我们并未足够重视。

　　从税基和税率上，我国的企业所得税都还有降低的余地：可以通过扩大企业成本中允许税前扣除的项目范围，缩小企业所得税的税基，降低企业税负；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相比美国较高，达到25%，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还可以至少下降5个百分点。此外，我们也可以采用更加完善的累进企业所得税率，给予不同规模企业不同的税收优惠，利润少就少交一点税，从而减轻中小企业负担。同时，应该给实体经济企业更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新京报：财政收入在下降，进一步减税是不是也面临两难或者多难的选择？ 

　　林双林：我不赞成再大幅降低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应该降低企业所得税。降低企业所得税确实会使得政策面临两难或者多难的局面。一方面，我国这几年降低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使得财政收入大大放缓。而企业所得税是我国第二大税种，在财政收入中举足轻重，再降低企业所得税会对财政收入带来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化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支出需求很大，需要财政投入。

　　如何解决这一困境？首先，可以进行结构性的税制改革，税收有增有减。在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同时，可以建立新的税种，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份额。我国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重较低，据统计，2015年仅占6.9%。而同年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占到总税收的47%。我们应该完善个人所得税体制，增加个人所得税收入。另外，我国也应完善个人财产税立法，使个人财产税成为地方政府可靠的税收来源。此外，为了保护环境和资源，我国应继续完善环境污染税和资源税的征收。

　　二是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开支，缩小财政收入规模。加上社会保障收入和政府基金收入，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18年达到近38%，比许多欧洲发达国家小，但比美国大，比亚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大得多。所以，缩小财政收入规模尚有余地。这些年来，财政收入增长很快，大家习惯了过阔绰的日子，应该学会在财政上过紧日子。

　　三是努力发展经济，增大税基。经济发展快了，财政收入自然会上去。曾经我国财政收入年增长率达到30%左右，我们甚至为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发愁。可见，我们应该聚精会神发展经济。值得注意的是，降低企业税负会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扩大税源，弥补降低企业所得税造成的税收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