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显然是为了应对当下中国发展面临的诸多国内外挑战与压力。问题是，观察和解读的视角不同，便会得出不同的实现策略与措施。全球化时代，现代财税治理，岂能少了“世界眼光”？要习惯“从中国看中国”，更要注意“从世界看中国”。 

　　因此，“中国的财税问题”还是“财税的中国问题”，便成为当下探索国家财税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的出发点。因为“中国的财税问题”，是指主要发生在中国的财税问题，是单纯财税方面的问题，是财税治理具体要素的优化问题。而“财税的中国问题”，则不单是指“财税”的问题，乃是指在中国有关财税的“所有”问题，不仅是指具体财税要素的优化问题。 

　　对“中国的财税问题”探索，多是假定现有财税治理方向、框架与体系最优，因此总是关注财税治理领域具体规范性要素的优化，习惯于“从中国看中国”的财税问题。比如，特别关注税负的“谁负”、税率的高低、税种的组合与选择、税权责任的内部监督，以及纳税服务等问题。同时，也多关注预算的“谁用”、政府花钱的“谁花”、“花多少”，以及事权与财权的划分等具体要素的优化等问题。而且，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与团队，不仅投入多，团队规模大，成果也不少。 

　　但是，对“财税的中国问题”之研究，显然存在被财税学界有意无意忽视的问题。学者大多认为，目前财税体制处于“次优”位阶，并不完备和完美，还存在结构性优化的空间，期望能在更广阔的视野，探索中国面临的重大历史与现实财税问题。因此便乐于“要从世界来看中国”的财税问题。这一方面与政府主导性课题的实用、可操作性有关，另一方面，与“财税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的学术立场、价值追求、学科背景与知识结构等因素有关。 

　　无疑，对“财税的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并不否认具体要素优化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只是更多关注征税的透明，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交换，也就是基本涉税权利与义务的完全平等交换问题，非基本涉税权利与义务的比例平等交换问题，特别是税收治理的终极目的实现问题。同时，也特别关注政府“取之于民”的税收等资金，是否“用之于民”，特别是“用之于民之所需”的问题。或者说，政府“用之于民”的税收等公共资金，是否及时提供了“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满足了每个国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等问题。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面临的国民收入分配悬殊问题，与上述财税治理核心问题解决的滞后有关。因为，依法纳税者尚未实现发财致富，过上美好生活，获得幸福。可我们观察到的不完美的现实是，由于财税权力监督领域存在的“初级阶段性”等问题，致使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结构性不合理，比如基本物质层面公共产品（养老、医疗、就业、就学等）的供给不足，社会层面（尊严、自由、爱等），以及高级层面公共产品（精神、创造类）供给的缺位，等等。 

　　鉴于权利是权力保障下的利益索取或要求，义务是权力保障下的利益奉献或给予，权力合法性与合意性，以及权力监督的有效性，便成为权利与义务分配和交换是否公正平等的必要前提。同理，财税治理体系结构的合理性与基础的坚固性，也取决于财税权力民意基础的广泛性与坚固性，及其监督制衡的有效性。 

　　逻辑上，现代财税治理体系能否实现整体优化，其突破口便在于财税权力授予机制的优化，监督制衡机制的“闭环性”与有效性。既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是因为，如果财税权力合法且能有效监督，则法定、德定权利与义务规范体系就优良先进。反之，则法定、德定权利与义务规范体系就低劣落后。众所周知，整个国家财税治理体系，一方面是由调节所有财税利害关系的道德权利与义务规范构成。另一方面是由调节重大财税利害关系的法定权利与义务构成。而且，前者是后者的价值导向系统，后者是前者的底线。 

　　因此，要全面优化中国国家财税治理体制，发挥财税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与重要支柱作用，既需要对“中国的财税问题”深入探索，更需要对“财税的中国问题”全面反思。总之，对中国而言，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是挑战也是机遇。重要的是，在研究中国财税治理现代化问题时，我们一定要有世界眼光，“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且，身处全球化时代，加盟互联网等高新技术时代，中华民族唯有以更加开放的胸怀与姿态，主动融入世界财税治理的文明洪流，方可持续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