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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衰岂无凭:从税收视角看明朝兴亡

2019年08月14日 来源: 中外税收发展史研究文集 作者: 李长江

  税收是王朝兴衰、更替的重要变量。税收演进和王朝兴衰具有时间、方向、深度和广度上的密切相关性和高度一致性。除去特别短命的几个王朝,多数王朝大致都要在肇建初期整理税制、承前启后,在发展初期轻徭薄赋、休养民力,在鼎盛时期挥霍无度、蠲免有加,在衰微时期改革自救、开源节流,在没落时期用度超常、横征暴敛。就税收对王朝兴衰的作用机理而言,不管各种机缘曾经如何促成王朝的盛世或中兴,当内忧外患激化各种潜在矛盾,任是多么昌盛的王朝,都阻不住渐进衰败的国势;在末世用度超常和资源不济的情势下,君王、百官、军队、绅士与百姓各方关系默契投合所形成的盛世平衡状态,因税收关系失衡而渐次失衡;农业社会所供应的低产税率的税源,不足以支撑征纳双方同富,一方过分富有必然导致另一方贫困潦倒,长期苛征百姓必将危及政权。

  王朝背景下的赋税,外延较为宽泛,在形态上表现为赋税、徭役、征榷、贡献和类税、准税、隐税并存、并行。如果把清初学者黄宗羲归纳的“积累莫返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田土无等第之害”一并考量,实际运作层面的赋役比制度设计层面的赋役还要复杂很多。本文拟从明朝赋役制度发展的大致脉络入手,简要分析王朝兴衰中的税收因素。

  一、明朝赋役制度的建立和调整

  明朝自洪武元年(1368年)建国,迄崇祯十七年(1644年)灭亡,中经16帝17朝276年。这276年大体可分为建立、兴盛、中衰、灭亡四个阶段,期间重大赋役事件包括赋役制度重建、田赋货币化与江南均田均粮活动、创行均徭法与十段册法、万历清丈与“一条鞭法”改革、开矿榷税和三饷加派、终结。

  就制度本身而言,明初的赋役制度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严密、系统和完整。明帝是全国人民的大宗主,全国百姓都是其编户民(役户),除少数钦赐优免者外,无不被分拨承担徭役,纳粮当差。百司官僚、地方庶尹替皇帝经管土地、牧养百姓,官亦役。同时,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天下田地尽为户役田。所有土地被授予或被允许管业,均以役户必须执行其本等差役为前提。皇帝以大宗主和大地主的双重身份坐实了“占田于民,则入赋于君”的封建逻辑。

  在具体操作上,明廷攒造鱼鳞图册和黄册,编管全国土地和人民。鱼鳞册详载土地形状、性质、等级和种类,黄册详载各户人丁和产业结合状况,两者互补。“按图以稽荒熟,为某人现业,则田土不可隐;按册以稽某家某户占田若干,坐落某处,则税不可逋。”以鱼鳞册为经、黄册为纬的赋役制度,确保了国家赋役有效征派。这里所说的赋役,名可分实不能分,二者没有本质差异。因为明代赋役制度以皇帝对全国土地和人口私人占有为基础,田是皇田,不纳粮当差其田入官,民是皇民,是具有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而隶属于帝王的编户齐民,各色人丁必须收籍当差,或当有赋役者之差,或当无赋役者之差,“有赋役者谓有田粮当差者也,无赋役者谓无田粮止当本身杂泛差役也”。明代田赋不是土地税,而是役,而且是正役。

  明中叶,田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一是金花银出现。金花银即货币化的田赋,它是封建国家为保证朝廷财赋收入对实物田赋制度的灵活改革。田赋货币化是继两税法之后,我国赋役制度的又一重大变革,对明代赋役制度的发展影响深远。田赋折银带动力役折银,最终催生纳银募役的一条鞭役法。二是江南均田均粮活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江南官田多且科则重,赋役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苏州府以占全国1.16%的垦田输纳全国9.8%的税粮,松江府以占全国0.67%的田土上缴全国4.1%的税粮。宣德五年(1431年),“才力重臣”周忱巡抚江南,以均耗折征法调整官田、民田赋税负担。此后,江南多地启动以“官民一则”为诉求的田赋改革,官田民田科则差异逐渐拉平。

  随着政治腐败、国家控制力减弱及商品经济发展,明朝赋役制度不得不面对两大严峻挑战:国家统治集团不断扩大,奢侈性消费恶性膨胀,行政开支急剧增加,百姓赋繁役重;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吏治日渐腐败,官僚、地主、胥吏沆瀣一气,通同作弊。为摆脱财政困境,均平赋役、缓解阶级矛盾,有识之士启动明中叶赋役改革。江南巡抚周忱改革里甲正役,将正杂二役混编合并征收、徭役编佥由户等向丁田(尤其是田)过渡、固定役额,同时将力役折银、缩短里甲轮支时间,既保证了国家赋役正常征派,财政收入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均平了徭役负担。江西按察佥事夏时创行均徭法,将有定额、有定期的常役同无定额、无定期的上命非时的杂泛差役划分开来,并把前者从杂役中独立出来,冠其名曰均徭,自此明代徭役正式区分为里甲正役、均徭、杂泛差役。均徭法在推进过程中,弊端日渐显露:里甲贫富不等,却要负担相等的徭役,“富里之民虽田盈千亩一役不沾,患里之民虽无立锥,且充数役”;富豪贿赂胥吏,《均徭文册》登载失实,有司“只凭册籍,漫定科差”,负担不均。为革除均徭弊端,十段册法应运而生。十段册法又称十段锦法,其内容在各时各地差异颇多,主要方式不外两种:一是十段田法,不再采取里甲轮流服役之法,而是通计一县丁粮,均分十段,每年提编一段。丁田互折,力差折合为银差。二是提编法,“算该每年银力差各若干,总计十甲之田派为定则,如一甲有余则留二三甲用,不足则提二甲补之。乡宦免田,十年之内止免一年;一年之内止于本户。寄庄田亩不拘同府别府,但已经原籍优免者,不再免。”十段册法保持均徭内含役目不变,只对均徭编审对象和轮役方式进行改革,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富户贿赂胥吏避重就轻,也抑制了优免冒滥,具有进步意义。

  田赋货币化与江南均田均粮活动、创行均徭法与十段册法只是一些小修小补,明朝赋役改革的大动作是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又称“一条编法”,简称“条鞭”“条编”。《明史·食货志》载:“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供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折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一条鞭法”发轫于嘉靖初年,至隆庆、万历初始盛行,万历中叶后遍及全国。其要点是赋役合并、一概折银。所谓赋役合并,就是将以前的徭役折成银两,与赋税折成的银两统一征收。实行“一条鞭法”之前,赋役分开征收,赋以田亩为征收对象,收夏粮和秋粮,役以户、丁为征收对象,分为里甲、均徭、杂泛三种。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化繁为简,赋役合一,并且改以田亩、户丁两项为征收对象,政府所需要的役由政府从税银中拿出一部分统一雇人代役。所谓一概折银,是将夏粮、秋粮、马草、驿传、马价、种马草料、均徭(银差、力差、听差)与里甲各项,全部折成银两,照地亩和人丁均摊。“一条鞭法”部分地改变了以往赋役负担不均的状况。将各种徭役折成银两,又将原先按丁征收的役,改由丁、田分担,相对松弛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客观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役银与田赋折成的银两合并,统一征解,使原先繁多的杂税归于一条,赋役因此简单化。实施“一条鞭法”,缓解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户部太仓储银由之前的年200万两增至三四百万两。京师储粮700万石,是隆庆年间的3倍,可供京营官军消费6年。

  与“一条鞭法”几乎同时进行的声势浩大的清丈土地运动同样意义重大。清丈土地的动因,是官僚地主瞒报土地,一些钱粮无法落实,国家赋税不足。万历六年(1578年),皇帝下令在福建试点清丈钱粮。万历九年、十年,清丈在全国展开。一些地方官员因不切实执行清丈田亩工作,受到惩处。万历九年二月,松江知府阎邦宁、汝州知府郭四维、安庆知府叶梦熊、徽州府掌印官李好问,都因清丈钱粮怠缓而受处分,停俸,戴罪管事。经张居正严厉督办,虽有一些地方草率从事,但总体上清丈成效显著。从清丈结果看,张居正设定的(使土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奸,盖既不减额,亦不益赋,贫民不敢独困,豪民不能兼并”a的目标基本实现。第一,全国土地面积比清丈前增加180万顷,赋税由此增加。第二,清丈改变了税粮负担不均的状况,使长期以来税粮与土地分离的紊乱局面暂时得到改观,那些昔日没有土地而要承担税粮的农民摆脱了不公平的赋税负担。第三,以清丈为基础,政府重新编制鱼鳞图册,而鱼鳞图册也成为此后按土地征收赋税的重要依据。第四,清丈的同时,在全国统一了亩制和缴纳税粮的科责。凡此种种,为“一条鞭法”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增收无力节支乏术:税收视角下的明朝败亡

  明朝败亡从财政失控开始。财政失控之因,用8个字即可概括:增收无力,节支乏术。

  明朝开国后规定,亲藩受赐田地载于金册,免除全部税粮和差役,这意味着大量占有土地、资产和资源的王公贵族及官僚阶层游离于税收监控之外。最初的土地赏赐构筑了一种激励机制,后来的土地赏赐则掺杂了权势角逐的复杂因素。明后期,免税土地的受赐和受益范围被毫无节制地扩大,逐渐形成一个足以冲击直至动摇税基的庞大免税特权阶层。万历十七年(1589年),潞王就藩河南卫辉,上赐豫、楚两地闲田及原景王府庄田4万顷。万历四十一年,福王就藩河南,神宗赐良田4万顷,经叶向高等大臣据理力争,改赐2万顷,河南土地不够,以山东、湖广之地补足a。四川沃野“为王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天启年间,藩王无田可拨,竟令各地农民分摊银租,以致出现“无田之租”。洪武初年,享受宗禄的宗室人数58人,至嘉靖年间增至28840人,不到200年的时间陡增496倍。

  征税失控直接导致发展社会生产的公平竞争机制被打破,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大量应税耕地滚雪球一样集中在特权阶层名下,变成免税耕地,以至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立锥无地。兼并侵吞大量土地的王公、勋戚、豪强、官僚、地主,极力隐匿田产,逃避纳税。1502年全国田地总数8357485顷,实际征收田赋的土地只有4228058顷,仅占50.59%。税基严重缩水后,明朝的既得利益者选择了一种旨在维持庞大帝国正常运转的新规则:加征赋税。史料记载,明末正常年份赋税收入一般1500万两白银上下。通过加征赋税,迅速增至4000万两。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辽东发生战事,为筹措军饷,明廷议决,除贵州外,每亩加征田赋3厘5毫,后又加征3厘5毫。万历四十八年,再增2厘。三年三增赋,共得银520万两。这宗以“辽饷”为名加征的田赋,被朝廷固定下来,成为常赋。崇祯二年,又因军饷不足,于每亩已加9厘外,复加辽饷3厘,是年辽饷增至900万两。崇祯十年,为镇压农民起义,开征剿饷,在旧额田赋基础上每亩加粮6合,而以每石折银8钱的比率输官,得银200万两。崇祯明确表示,剿饷为临时加派,“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到第二年,又收了一半。崇祯十二年,廷臣议练边兵,遂于天下田土中,亩加赋银1分,共增赋730万两,是为“练饷”。跟辽饷一样,练饷也成为明廷常赋。

  辽饷、剿饷和练饷并称三饷。加派三饷是明廷转嫁财政危机于小民的剜肉医疮之策。有御史称:“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是亘古未有之事b。万历年间的危机,因朱翊均“非但内者不出,且欲外者复入”,尚有回旋余地,到了崇祯年间,则是外库内库俱空。

  三饷之外,还有加饷、助饷、新饷、均输、丁银、差徭、杂项等,可以说五花八门。为确保收入,明廷变革赋税征收方式,广泛使用带征、预征等极端手段,导致“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与三饷加派同样臭名昭著的另一赋税政策,是开矿榷税。开矿榷税肇始于万历二十四年。“只知财力之多寡,不问黎民之生死”的明神宗好货成癖,委任大批宦官做矿监税使,“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矿监税使以开矿榷税之名,行勒索民财之实。矿监所到之处,“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绎骚凋敝,若草菅然”。甚至公然敲诈勒索,“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于江”。“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余盐,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江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又有门摊、商税、油布杂税,莫不设珰分职,横肆诛求。有司得罪,立系槛车,百姓奉行,若驱驼马”。“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矿监税使横征暴敛,无恶不作,他们“掘人冢,坏人庐,淫人室,荡人产,劫人财”,使得整个国家“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万历二十七年,湖广税监陈奉到荆襄收税,激起民变,“商业鼓噪者数千人,飞砖击石,势莫可御”。陈奉逃回武昌后不思悔改,恣行威虐,万历二十九年,武昌市民不堪勒索凌辱,一万余人“围绕陈奉公署,誓必杀奉。奉从后门潜逃,匿楚王府中。民众将番校耿文登等十六名捆缚手足,投之于江”。苏州织造太监孙隆盘剥机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万历二十九年,苏州机户击杀孙隆爪牙黄建节,孙隆狼狈逃窜。山东税监马堂横征暴敛,“凡系背负米豆生理之类尽行抽税,以致贩卖俱不进城,小民度日不支”。临清市民忍无可忍,聚众万余,火烧马堂衙署,杀其党羽37人。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各地民变数百起。

  不计后果的“国家搜刮”带动了各级官吏层层“搭车”,而搜刮和搭车的一切后果,最终都由百姓承担。大批无地的百姓无法忍受苛重的赋税,只好流亡外地“趁食”,流民多达600万人,占全国人口1/8,局部地区“十室九空”。加之天灾肆虐,百姓无法生存,只好揭竿而起,扯旗造反。农民造反,朝廷就要镇压,镇压就要增加军费,增加军费就要加重盘剥和搜刮,加重盘剥和搜刮农民就要造反。

  内外两条线上的缠斗使明廷财力消耗殆尽,大明财政不可避免地陷入灾难性危机,朝廷实在无力为前线开饷,只能欠饷。1610——1627年间,京运饷银积欠900多万两。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兵饷积欠30个月。崇祯二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欠饷36个月。朝廷长期欠饷,加上军官贪扣,士兵每月只得饷银5钱,按市场米价折算,只能买米10斤,饥寒交迫,无以为生,不但无法战胜强敌,而且哗变反抗,劫掠扰民,甚至掉转枪口,加入义军。

  明朝的财政危机不断加剧。万历十年(1582年)岁入白银367万两,岁支422万两,超支54万两。万历二十七年前后,每年超支50万两左右c,至万历三十七年已是“老库将尽,京粮告竭,太仓无过岁之支”,“从古以来未有公私匮竭如今日之穷者。”

  节支乏术,就是不会过日子。有时大手大脚,有时吝啬小气。该花的钱不肯花,不该花的钱不少花。

  明末,整个皇室近70万人,其奢靡生活消耗,使“乞丐财政”雪上加霜e。明朝的皇室费用,包括皇室生活费、奢侈品采购费及宫室、皇陵建造费。皇室生活费,主要由光禄寺承办,宪宗成化以后,添坐家、长随80余员,传添汤饭的宦官150余员。天下常贡不足,责买于京师铺户,市井负累。仁宗时厨役6300名,宪宗时增1/4,至7900名,嘉靖初减为4100名,岁额银节减到13万两,不久又增至40万两。额派不足,从太仓借用,太仓不足,乃令增派。万历中期皇帝一人年膳食费30万两。皇室奢侈品或由地方贡献,或由官府采办,或组织生产。明初,此类支出较小,后日渐奢靡,尤以宪宗、武宗、世宗、神宗为厉。宪宗为搜集珍玩,采购禽鸟,糜费国家资财动辄万计。神宗大肆收购珠宝,致市价攀升20倍。万历末年,由于采造耗费过大,内府告匮,而移济边银以充用。明帝先后建南京、北京、中都宫殿,工役浩繁,耗资惊人。仅北京一地,建殿86所、宫48所、楼阁23所、馆22所,斋室堂轩不计其数。建于凤阳、南京、北京的17处皇陵,更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仅定陵,即耗银800万两。

  明代官俸微薄,但国家俸禄支出并不少。其因有二:第一,宗藩庞大。皇亲姻戚不断滋长,而民赋有限,宗藩禄廪,成为明后期财政一大负担。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全国运送京师粮食400万石,而各王府的禄米却是850万石,运京之米不及禄米一半。第二,官吏过多,超过以往任何朝代,各项俸粮数千万,而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额派夏税秋粮2668万石,出多入少,其结果是王府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廪俸。

  明末财政失控,有一个匪夷所思的原因:皇帝贪财。明朝的财政体制是分灶吃饭,皇室收入主要来源于矿冶盐业关税,称为内帑。征赋收入主要靠赋税,称为太仓银。内帑和太仓银虽然用度不一,但从理财上说,应该形成互补机制。本来,这是很科学的分配机制,然而,明末的皇帝却像守财奴一样,将内帑银子看得很紧,绝不肯拿出来给太仓银开支,反而累累让太仓银为皇室补贴。

  崇祯二年春天,三边总督杨鹤建议朝廷对起义军以招抚为主,追剿为辅,崇祯纳之,屡见奇效。然而,崇祯怕花钱,四年正月,一吴姓御史奉命放赈陕西,崇祯给他的帑银只有区区十万两。面对哀鸿遍野的广大饥民,十万两帑银无异于杯水车薪。很快,已经投降的起义农民,又一次拿起武器,造反的烈焰,渐成燎原之势。关系到朝廷经济命脉的江南水利年久失修,有大臣奏本兴修,崇祯知道修水利要不少银子,而国库又拿不出来,动用内帑自己又不情愿,于是以不便“扰民”为由而置之高阁。

  更可笑的是,国难当头之际,作为帝国主宰的皇帝,居然像个悭吝的小财主似的不肯急国家之急。清兵几次兵临城下,急需内帑救急,崇祯及王公贵族、官僚大臣莫不抱紧私囊,大敌当前却不肯为国捐助。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发明一种酷刑,叫作“夹棍”,用于逼迫王公贵族、官僚大臣交出他们的私房银子,斩获颇丰。史料记载,李自成破京半月之内,夹得银子7000万两。崇祯死后,李自成在他的宫殿内搜刮银子3700万两、金近2000万两。

  三、结语:历史周期律与税收周期律

  明朝灭亡,留下一个百姓“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蒿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地亩荒芜,百姓流亡,十居六七”的乱世。黄炎培所归纳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周期率(律)再次被验证。历史周期律和税收周期律高度关联,互为表里,同向同幅。

  就系统性、严密性和完整性而言,明初的赋役制度明显好于历史上任何朝代,可以说起步不错、起点较高。洪武三年(1370年),明皇朝推行户帖制度,“各书户之乡贯、丁口、名、岁,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钤记”;“男女田宅牛畜备焉”;“寄藏于部,帖给之民。仍令有司岁记其登耗以闻”。户帖制度为赋役征收提供了依据。洪武十四年、二十年,分别建立黄册、鱼鳞图册制度,两册经纬交织,户口制度与土地制度并行不悖,夯实了赋役管理的基础,此时的赋役管理是有序、有效、完备和稳固的。田野辟,户口增,是明初经济恢复的主要标志,也是明太祖巩固皇权的重要基础。这一目标顺利实现,和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推行直接相关。万历年间的土地清丈,进一步厘清了税源底数,此时的赋役管理从部分失序、失效回归总体上有序、有效,但新的失序、失效开始累积。

  张居正大刀阔斧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切中时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张居正深谋远虑,刚毅明断,清醒地认识到明皇朝已成“将圮而未圮”的摇摇欲坠的大厦,挽狂澜于既倒,雷厉风行,大胆改革。张居正对财政困难、社会危机原因的认识清醒而深刻,在他看来,“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朘民膏以媚权贵,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由此推行的“一条鞭法”改革上承唐两税法,下启清摊丁入亩,是中国赋役制度的重大变革,发挥了抑制兼并和均平赋役的作用。

  中国社会极其复杂,受利益博弈、人情运作等多种因素影响,任何一项制度在操作层面远比设计层面丰富、多变、富于弹性。赋役制度作为和社会各阶级、阶层联系最紧密的基本制度,经过数百年演变,很多规则成为与设定目标相去甚远甚至面目全非的新规则或者潜规则。明初那套以系统、严密、完整著称的赋役制度屡经改革依然积弊丛生,以致最终难逃饮鸩止渴的败运,根本原因是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出了大问题。赋税是很多因的果,也是很多果的因。赋役问题积重难返,是社会自我净化功能退化,整体滑向机制性堕落的结果。国家治理能力退化、社会生态恶化,反过来刺激赋役问题堆积、失控。

  洪永两朝后,鱼鳞图册受到冲击。“有田者无粮”“有粮者无田”,田产已去而税粮犹存,无田者纳无穷之税怪象比比皆是。至宣德朝,土地政策改变,国初规定“永不起科”的垦荒土地一概量出作数,列入赋额。地方政府恐亩数增多,乃以大亩当小亩,至有数亩当一亩者。自是编制册籍,往往双重标准:大亩上报,小亩派粮。地亩可以随意伸缩,为经理者上下其手、弄虚作假大开方便之门。明中叶后,法治日趋松弛,土地兼并之风盛行,田土多被欺隐,见籍纳税者日渐减少。“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是宇内额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则赋税何从出,国计何从足耶?”“天下有司,受猾民赃利,为之欺隐额田,蠹国害民,弊无纪极”a。万历年间土地清丈,勋贵、宦官、豪绅地主欺隐田土的不法行为受到一些限制,民间虚粮赔纳之弊有所减少。此后,随着吏治败坏,赋役管理始终没能走出田籍混乱、田亩无准、赋役不平的乱局。

  归根到底,包括赋役问题在内的一切经济社会问题出自统治集团自身,牵扯到能力、技巧、操守等诸多方面。首先,皇明朝皇帝和皇族“集体不靠谱儿”,时常表现出乖戾鄙贱的气质,为朝廷和社会持续注入大量负能量。武宗行为荒唐怪诞放荡,史称“问题皇帝”。世宗常年炼丹,大臣奏疏递上去,收到的往往是“宪似速,宜如何”“卿齿与德,何如”一类的哑谜。神宗长期蜗居在紫禁城,不上朝,不见任何官员。熹宗痴迷于木工,朝政交给太监魏忠贤打理。明朝皇族一代一代在物欲肉欲里挣扎委顿,表现出一脉相承的穷极无聊。时常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伤人者有之;每日使棒弄刀,挟弹露剑,怒马驰逐,斫击百姓者有之;大抢民女、嫖娼、纳妓为妾,淫乐无度者有之;抢占寺庙财产,经官后怀藏利刃,割耳要挟御史者有之。其次,明后期朝廷官员深陷党争不能自拔,内耗严重,误国误民。再次,与吏治日渐腐败同步,官僚、地主、胥吏沆瀣一气,通同作弊。官绅地主占有土地最多,社会影响大而广泛。官绅地主成分复杂,较品官地主政治身份削弱,但剥削贪污能量增加。官绅相互包庇,官商勾结。明廷以极其腐朽的政治而仍能进行长期统治,与官绅地主这一庞大的腐朽势力的支持直接相关。统治集团若此,上下一起烂,国家败亡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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