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企业受到重创，也使得国内经济压力骤然增大。

　　然而，压力之下，各项改革却在悄然加速。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财政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要求加快推进财政法治建设，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着力推进税制改革。其中，多项“卡脖子”、“拖后腿”的改革被再次强调。

　　比如，“跑部钱进”的根源央地关系、为了减税降费暂缓的“提高直接税比重”、以收支预算防止地方盲目举债等。

　　按照《意见》，到2020年底，财政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基本做到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到2025年，财政法律制度体系更加完善，财政管理行为更加规范，财政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意识、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到2035年，基本形成较为完备的财政法律制度规范体系、高效的财政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财政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财政法治保障体系。

　　完善短板

    记者发现，《意见》的主要任务中，首条就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其中要求，研究制定相关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适度加强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事实上，这也是财税体制改革中进展最慢、最难推进的改革。

　　“在财税金融制度方面，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通过大幅度提高中央的财政收入、保障中央财权，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经济行为的宏观调控。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央地在权责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对等。随着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权力被大幅度集中到中央，中央收入所占比重显著增加，但支出任务却没有相应增加。”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部教授封丽霞在论文中表示。

　　据介绍，新增加的财政支出尤其是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责任几乎都由地方财政来承担，这让地方压力倍增。尽管中央的转移支付弥补了一些地方的财政空缺，但是由于转移支付的非规范性和非均衡性，又诱发了“跑部进京”“跑部要钱”等腐败现象。

　　此次《意见》明确，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逐步实现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规范化。

　　同时，《意见》要求，要健全财政收支预算管理。完善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严格贯彻落实预算法，加强政府预算统筹协调，规范收入预算管理，防止和纠正脱离实际出台支出政策，积极推动社会保险基金精算平衡，打通政府预算、资产、债务管理链条，严格政府债务管理，硬化预算约束，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看来，应该谨防各地盲目上马新项目，控制债务规模。

　　“现在坊间在传一份名单，说各省公布的投资计划已达到三、四十万亿。这么多的钱到底从何而来？这个事情不是一件好事情，应该要警惕。我们的债务问题已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要提高这方面的警觉，控制债务规模，防止此次疫情又进一步加重我国的债务危机。”刘小兵对记者说。

　　在他看来，应该优化支出结构，按轻重缓急排序，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

　　“此次疫情对财政支出的影响一定增加财政支出的压力，但钱就这么多，也不能过多举债，解决之道只能是好好地按轻重缓急将各种支出需求排排序，优化支出结构，把有限的财力真正用在‘刀刃’上。”刘小兵说。

　　完善财政法律制度体系

　　随着法治化进程的加速，我国财税立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意见》要求，完善财政立法体制机制。比如，加强重点领域财政立法。坚持财政立法与财税改革相统一、相衔接，对实践证明已经比较成熟的财税体制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财税体制改革举措，及时上升为财政规章或推动上升为法律法规。根据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加强对财政基本法律制度、财政收支法律制度、财政管理法律制度等重点领域的立法，逐步建立健全完备的财政法律制度体系。

　　“建议尽快制定颁布《信息公开法》《财政基本法》。做任何事情首先要有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此次疫情中我们得到的一个反思是要尽快给大量的政府活动立规矩，但是我们的财政活动现在缺乏一个基本的规矩，应该尽快制定出台《信息公开法》和《财政基本法》。”刘小兵对记者表示。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意见》要求，要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加快税制改革，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健全地方税体系，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范围，形成财力协调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加快推动税收立法，形成税法统一、税负公平、调节有度的税收制度体系。

　　在一位不具姓名的财税专家看来，逐步提高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的重新提及，意味着接下来税制改革方向的变化。

　　“近两年，减税降费的任务繁重，地方收支压力大，很难涉及到深入的税制改革。尤其是直接税中，个税改革以减税为主，提高直接税的改革目标难以实现。”上述财税专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