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发生以来，许多企业在土地承租、生产经营、交通物流、人力成本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压力，国家和地方税务局为了帮助企业在疫情当中走出困境，出台了一系列助力政策。然而多数小微企业却面临着同样一个问题：没有收入并不需要缴税。那么税收优惠政策从何谈起？ 

　　如此，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仍然不能解决小微企业的燃眉之急。 

　　无收入无纳税税收优惠无从受惠 

　　疫情成就了互联网，却苦了实体企业，特别是餐饮、娱乐、酒店、线下培训机构这些无法单纯靠互联网完成业务闭环的企业。 

　　国家和地方税务机构几次三番地出台各种优惠政策，用“减、免、缓、帮、补”的五大基本手段，尽力帮助小微企业走出困境，然而受困的小微企业的现实情况却与在各类税收政策的帮扶下“企业复工复产形势一片大好”景象有较大出入。 

　　接受采访的几家企业都表示享受不到税收优惠政策，并且认为即便可以享受到，对于企业来说也是隔靴搔痒，真正压垮企业的是高额的房租和人工成本并没有得到缓解。 

　　“没有感受到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的帮助。”一家名为街舞足迹的合伙人张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略带不满地说到。 

　　据了解，街舞足迹是一家规模不大的舞蹈培训机构，主要以线下街舞培训为主，虽然规模不大，但也经营了三年了，基本上每个月的营收可以达到8万-10万左右，但是“疫情期间真的毫无进账。在这样的状况下，房租成本成了最大的支出，也是目前整个公司面临的最大难题。”张先生说。 

　　本报记者采访的另一家总部在上海迪士尼附近的民宿企业，由于疫情期间迪士尼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因此生意惨淡。据其中一位合伙人齐先生透露，即便是正常营业，每月税收也只有几万块，但仅疫情期间所带来的房租、客源等方面的经济损失至少已经达到了一百万元。 

　　由于没有收入，街舞足迹并不需要向税收部门缴纳任何税款。“国家优惠税收政策对我们这些个体工商户来说并无用处。第一，在形势这么严峻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开门，即便开门也没人会来上课；第二，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税收优惠政策是给谁优惠的？”张先生向记者抱怨到。 

　　这种现象在三四线城市，包括县级城镇中更为明显。 

　　记者采访了吉林省农安县的两家在当地规模较大的饭店和酒店。一家酒店名为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宾馆，是集餐饮、洗浴、游泳、健身、按摩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酒店，是当地最大的一家酒店。另一家名为吉林省农安县松花江炖鱼馆的饭店，曾在疫情期间为一线抗疫人员提供餐食。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两家企业都非常积极地配合政府工作。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即便是像农安宾馆这样规模的企业，也没有享受到任何税收优惠政策，原因很简单，就是由于没有营收，或者营收过低而不需要缴税。 

　　这两家企业的老板都对记者表示，即便是享受到了国家补贴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来说也是杯水车薪，因为真正的困难是高额的房租、员工工资等日常的固定支出成本，而税收所能减免的那一部分对于企业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据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宾馆总经理谢爱军透露，酒店仅一年的房租成本就高达700多万人民币，在疫情期间已经损失了200多万元人民币。 

　　就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迫于无奈的谢爱军向开粮店的朋友借了20万，才把员工工资凑齐。但粮店的朋友说五一就要拿钱去进货，所以五一之前还要想办法把钱还给朋友。 

　　“员工生活也很紧张，工资还是要照样开给他们的。”谢爱军说到。 

　　与农安宾馆不同，吉林省农安县松花江炖鱼馆法人代表刘艳丽透露，缓缴税款的政策对于饭馆来说，多少起到了点作用，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无法正常营收带来的经济亏损。 

　　“现在虽说餐饮已经慢慢恢复营业，但是堂食人仍占少数，基本只能达到平时客流量的一成，而外卖平台抽取利润又过高，导致饭馆仍然处在每天亏损状态，税收优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刘艳丽说到。 

　　“也许对于国家来说，拿出很多个亿来解决各行业税收问题是一笔大数字，但是分到各个企业头上，似乎感受不到有任何的‘雨点儿’。”谢爱军说到。 

　　为中小微企纾困政策频发治本之法难寻 

　　此次疫情中，受影响最大、数量最多的是中小微企业。资料显示，浙江全省法院共受理了企业破产案件346件，同比上升145.07%，破产企业债务总额达1595亿余元，比历届的243亿元增长了近6倍。其中，发生在温州的企业破产案就有198起。 

　　据报道，在温州当地，以家居行业为例，目前，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的企业起码超过50%以上，很多企业勉强开工。同时，不少出口导向型小企业，订单量有所减少，且订单倾向于短期化；诸如电线电缆等企业，由于铜价波动，企业成本有所增加。 

　　复工后，服务业中小企业由于消费低迷、产业链传导、成本增加、资金占用等因素，其实际经营困难将会持续加大，一些实体店，好不容易熬到可以“开门”营业时，却陷入顾客稀少、店面冷却的窘状。如果这种状况再持续一段时间，这些熬过“开门难”的中小企业将不得不面临再次“关门”的悲剧。 

　　正因如此国家和地方政府从各个层面推出多项帮扶政策，如阶段性免征减征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中小微企业的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等政策，并鼓励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支持减免个体工商户物业租金等，以缓解中小微企业的现金流困难问题，维持其可持续性经营，助力稳就业。 

　　日前，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王斌在公开会议上表示，疫情发生以后，一些企业，特别是涉及将近6000万的小店，经营面临困难，有关部门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援企纾困的扶持政策。 

　　在税收优惠政策当中，有相当多的政策是支持小店发展的。比如住宿餐饮、美容美发等生活服务业在一定时期内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小店大多数是小规模纳税人，3月份至5月份，湖北省境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其他省份的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由3%降到1%。在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中，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也给予了更大力度优惠。 

　　虽然减免税款仍然只占企业支出很小一部分，但国家政策依然希望能够通过这一举措，来纾缓企业困境。 

　　因此，不仅国家层面发力帮扶，政策在各地方也被一项项不断展开推进。 

　　其中，多个省份推行“共享员工”模式，缓解企业用工和员工返岗双难问题，国家税务总局昆山市税务局“点对点”对接“共享员工”企业，安排业务骨干重点宣传社保费阶段性减免等优惠政策，全力宣传辅导、核算分析、监督考核，确保“应免尽免、应减尽减、应缓尽缓”，将政策红利落实到位，为“共享员工”企业解除后顾之忧。 

　　为缓解企业的成本压力，天津、山东、江苏、新疆等地纷纷出台房租减免政策。在疫情期间，深圳市拿出超过30亿元为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相关企业可零门槛获得帮助。而作为中小企业大省，江苏省针对中小企业发布了22条政策措施，从减负、强贷、稳就业等多个方面对企业进行扶持。 

　　文旅行业在疫情当中属于受冲击非常严重的行业，疫情发生以来，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与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联合推出了“减税抗疫贷”特色金融产品，为助力文旅企业复工添力。“减税抗疫贷”与“文创通”“蓉采贷”等金融产品，帮助文旅企业度过眼前的难。 

　　但是这些政策在具体落实中，却让企业感到只是“扬汤止沸”，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企业难题。所以一面是不断出台的利好政策，一面是企业难解燃眉之急的甚微收效。 

　　据齐先生透露，他们说经营的民宿除上海业务外，四川、重庆等地也有52户民宿房，疫情期间每月房租成本在60万元左右，而目前的入住率只能勉强达到平时的30%，这其中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是无法用减免税收来解决的，并且也并没有享受到房租减免的优惠。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对于可提供贷款的企业要求过于严格，很多企业无法满足放贷要求，因此能得到银行贷款来救急的企业也寥寥无几。 

　　谢爱军也向记者表示：“国家的优惠税收政策我们根本毫不知晓，也没有收到任何的优惠通知。”他说，“其实我们很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可以组织企业负责人、金融机构负责人坐下来一起探讨，政府方面和金融机构方面可以出多大力度来帮助我们这样亟需现金流的企业维持下去，哪怕只能给到我们所需要帮助的一半，企业都有维持下去的希望。” 

　　目前来看，在诸多的救企政策中，真正能够享受到政策扶持的典型企业十分有限，更多的企业仍然面临“倒闭潮”的席卷。 

　　刺激消费、改变税收结构或是良策 

　　企业想要的，无非是尽快获得现金流，在困难时期保住性命。而国家给到的办法，对企业来说还没法止住“饥饿”的痛苦。 

　　因此，有关专家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的建议是，只有国家看到企业真正问题的源头——增加营收，才能真正做到真正开源，帮助企业寻找到一条可以靠自己走下去的长久发展之路。“刺激消费，让企业有订单可接，增加生产经营，企业才能真正活起来。” 

　　经济学家向松祚指出，很多中小企业现在面临的困难是没有任何收入，没有任何订单和需求。这样的话，即使有财政和信贷方面的帮扶政策也不起作用，因为企业根本没有办法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对企业来说，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订单。”晋商创投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和广州一家服装企业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 

　　受疫情影响，市场需求萎缩明显，虽然企业已经复工，但因为没有多少订单，再加上原材料供货不足，目前企业的生产量很小。 

　　因此，很多专家认为，应该从刺激消费这条根本途径上帮助企业走出困境。与此同时，改变和调整税收结构。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协会高级研究员刘秉君认为，国家应该采取减税降费与发放消费券双管齐下的方针，如果按中国每人1千元发放，总共将发放1.4万亿，将迅速转化为消费，并对市场产生极大的刺激效应。 

　　发放消费券虽然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但消费券刺激经济可以迅速增加财政收入；相反，如果不发放消费券，不仅经济会出问题，财政收入也会出问题，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更是难以预料。现在中国经济已经率先复工，一定要抓住机遇，用减税与发放消费券双管齐下的方式，率先走出经济的低谷，振兴中国经济，也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担当起中国的使命。 

　　另外向松祚强调，这次疫情是一次重大的公共卫生灾难，全球性的灾难，应该把这次的疫情当做推进财政、税收各方面重大改革的一次契机，这是推进重大改革的最好时机。 

　　最重要的就是要下决心一次性减税，大幅度减少或者完全取消针对企业的各种行政性收费。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针对企业的各种行政性收费还有数百种，有时候是300多种。 

　　同时还要改变征税结构，中国税制的特点是主要负担在压在企业身上，这与其他很多国家是不同的，他们的税收主要来自于消费领域、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因此中国也应该将税收增加在财富领域，包括资本利得税、炒股票、（现在炒股票收入是不缴税的）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等。 

　　在非常时期，中小企业不要坐以待毙，应主动出击，尽全力往最好处努力，这样才能找到出路，找出新的营收之道。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劲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教授提到，中小企业要学会以创新应对危机，用创新去寻求机会，有战略眼光和长远思考的企业家也可以借着本次疫情危机对其企业发展的布局进行考核，一定能够在商业模式、资源的柔性、发展的可持续性上进行合理优化。 

　　比如充分利用互联网，在“第三空间”里开拓人际交往、商品交易的新业态，用好恰当对路的中小企业管理APP，加速把物流、营销，乃至财务、会计、人事、质量等等管理工作上网，同时也可以开展线上采购销售、网上工作、业务外包等。部分企业甚至可以采用全员网上营销，尽最大能力稳住客户。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原院长王方华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商学院原院长魏农建教授建议，各个企业自身要加大细分领域的机会探索，对于一些不合时宜的领域要有果断处理，有壮士断臂的勇气。有条件的中小企业要发挥灵活机动的优势，逐步关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行为，并依托卓越的品质和工匠精神，让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真正贴近顾客，为顾客创造真正的价值，成为行业的垂直供应商，从而逐步形成能与大型企业合作共创的商业生态体系，这样才能把路走宽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