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较快，已经由引资大国转为引资及对外投资的大国，国际税收协定与我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我国应厘清国际税收规则改革的博弈焦点和重点，积极参与数字经济治理，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一是强化国际税收规则改革共识，避免国际税收体系无序化。不管各方对数字经济征税有何看法，数字经济对现代国际税收规则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数字企业税基侵蚀及利润转移等问题越来越突出，推动国际税收规则改革形成共识，是当前的迫切需求。一方面，推动国际税收规则改革具有有利的宏观环境。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世界主要国家通过超常规财政货币刺激计划对经济稳定形成重要支撑，但经济减速导致财政减收，刺激政策又促使财政支出较快增长，财政收支矛盾成为不少国家面临的难题，通过对数字企业征税等国际税收规则改革，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以缓解经济增长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强化国际税收规则改革共识成为营造稳定国际合作环境的重要举措。当前部分国家已经开始征收数字税，不同国家的数字税在税率、税收规则、税收征管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不仅加大了企业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也加大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风险，可以在OECD的版本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避免国际税收规则改革滞后引发负面影响。 

　　二是紧扣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这条主线，推动国际税收规则优化完善。数字经济促使税源流动不仅发生在母国与东道国之间，也可能向其他地区转移。企业可以在低税率或者免税的地区设立企业，向全球提供服务，数字经济中生产者与消费者边界的模糊化促使这种转移更加容易，国际税收规则制定重点不再仅仅是双重课税或者多重课税问题，而且还包括企业不被征税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必须高度关注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问题，通过推动税收征管及规则制度创新，以应对国际税收规则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的新问题。要强化国际税收规则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确保企业都能公平课税，这就要求强化国际协调，通过设置全球最低税率等方式以避免企业避税的问题。但各国各地区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应考虑如何将税收平衡分配，国际税收规则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各方诉求，体现包容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三是顺应数字化趋势，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通过自贸区自贸港探索国际税收规则改革的中国方案。我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数字经济在我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互联网+”或者“+互联网”发展迅速，数字企业不断增加，企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伴随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对数字税等国际税收规则的讨论及制定，积极参与推动国际税收规则改革，已经成为深化我国与全球数字合作及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来看，我国不是决定要不要参与国际税收规则改革的问题，而是要关注如何推动改革的问题。目前OECD的相关工作已取得重要进展，对现代国际税收规则中的常设机构等问题进行了调整，相关规则尽管对各国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但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对此逐步形成共识，我国可以依托G20平台，借助相关工作组积极参与对OECD改革方案的讨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与此同时，我国已经形成21个自贸试验区，可以考虑在自贸试验区开征数字税，通过数字税更好营造公平的环境以鼓励创新，既强化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规则意识，也通过税收规则创新解决利润转移及税基侵蚀等问题。可以考虑在海南自贸港探索创新国际税收规则，为国际税收规则制定贡献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