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即位，任命杨炎为宰相。第二年正月，为更好筹集财政收入，朝廷正式推行两税法。两税法把原来的租庸调及各种杂税合并简化，一年分夏秋两季征税。两税法的实施，与安史之乱带来的财政亏空有关。《资治通鉴》记载：“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十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

　　两税法推行之初获得了成功，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唐德宗即位之前，“大历末，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旧唐书·食货志下》），而两税法推行当年底，“赋入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旧唐书·德宗纪上》），财政收入翻了一番。

　　削藩耗费大量财力

　　藩镇割据是中晚唐的一大顽疾，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不听朝廷命令。皇帝都想削藩，但削藩就得打仗，打仗就得有资金。财政收入增加后，唐德宗便开始削藩。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请求世袭父位，被德宗拒绝。李惟岳遂联合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唐。建中三年十二月，割据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反叛，攻襄城。建中四年，为解襄城之围，朝廷征调泾原兵马东征，军队途经长安时，因朝廷犒赏微薄而极度不满，最终哗变，攻入长安，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叛军拥立朱泚为帝，史称“泾原兵变”。直到兴元元年（784年）六月，唐军才收复长安。当年七月，德宗返回长安。

　　平息兵变消耗了大量资金，两税法积攒下来的家底很快就被消耗殆尽。《新唐书·食货志二》记载：“税法既行，民力未及宽，而朱滔、王武俊、田悦合从而叛，用益不给。”平叛时，“月费钱一百三十万贯”（《旧唐书·德宗纪上》），“时两河用兵，月费百馀万缗，府库不支数月”（《资治通鉴》卷227）。

　　为补资金漏洞朝令夕改

　　两税法实施之初，唐德宗曾下诏，规定除两税外不再额外征税。而破坏两税法的，正是唐德宗本人。

　　《旧唐书·食货志上》记载，建中三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向唐德宗请求将本道的两税钱每一千增加二百，即税率提高20%，唐德宗同意并下诏，让其他道州也一样将两税的税率提高20%。贞元八年（792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奏唐德宗，请求加税20%以补充发给官吏的经费，唐德宗也同意了，全国两税的税率又提高20%。

　　除两税之外，其他杂税也纷至沓来。建中二年五月，为了满足军需，朝廷增设商税，税率为10%。建中三年九月，“乃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旧唐书·德宗纪上》）。

　　建中四年六月，朝廷开始“税屋间架、算除陌钱”（《旧唐书·食货志下》）。间架税，即依据房屋的间数和空间大小对屋主收税；除陌钱则是对交易及以物易物者征收的交易税，每千钱交易额征收二十文，后增至五十文。当年十月，泾原兵变爆发，叛军进入长安后，大喊：“不税尔间架、除陌矣。”（《新唐书·食货志二》）可见这两个刚刚实行的税种多么不得人心。皇帝自己更改了下达的法令，地方官吏自然更加肆无忌惮。贞元三年，李泌上奏：“自变两税法以来，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

　　两税之弊为后世所指摘

　　两税之弊，老百姓有切身体会。《资治通鉴》卷232载，贞元三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米每斗一百五十钱，粟每斗八十钱，朝廷下令和籴，向民间强制收购粮食。

　　一次，唐德宗出游打猎，行至一个叫新店的地方，他进入一个农民家中。农民名叫赵光奇，德宗问他：“百姓乐乎？”赵光奇回答：“不乐。”德宗十分吃惊，追问道：“今岁颇稔，何为不乐？”赵光奇回答道，之前说过两税之外再无其他赋税，而今两税之外的赋税远远超过两税，皇帝的诏令不讲信用。而和籴其实是强征，粮食收走了却未曾见到钱。一开始说征收的粮食放在道边就行，现在却让老百姓自己运到京西行营，数百里之遥，车毁牛死，破产也不能支撑。赵光奇最后说，朝廷倒是经常下诏书优恤，但都是一纸空文。

　　白居易在他的《秦中吟十首》的《重赋》里写道：“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皇帝的本意是好的，但“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白居易给皇帝留足了面子，若不是德宗自己朝令夕改，官吏又怎会上行下效。

　　200多年后，司马光对唐德宗与赵光奇这段史料非常感慨，在《资治通鉴》中评论：“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宋人范祖禹则批评唐德宗：“法令者，人君为之，而与天下共守之者也。苟朝廷自不守其法，则天下其谁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