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纳税、合规经营，是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税务合规作为合规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做大做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税务合规已成为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纳税信用年度评价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全国守信纳税人规模突破4127万户，比2023年增加378万户，其中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数量近335万户，同比增加45.6万户。

　　这一数据不仅印证了企业诚信纳税意识的显著提升，更折射出税收法治化建设与营商环境优化的双重成效——当企业将合规经营内化为发展战略，税法遵从便转化为推动自身做大做强的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经济形态与政策环境不断演变，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不断加深，税务合规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拓展。税务机关不断加强税收征管，加大税收执法力度，引导纳税人树立合规理念、开展税务合规管理，珍惜信用、遵守规则，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不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推动税务治理由单项技术导向向多维治理导向转变。近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修订步伐的加快、《涉税专业管理服务办法（试行）》的出台，以及税务部门曝光一批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社会各界对税务合规的关注度正在不断提高。未来，随着税收共治格局的持续完善，纳税人唯有主动适应税务合规新要求，将税务合规深度融入企业治理架构，方能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共同绘就税收治理现代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赢图景。

　　一、文献综述

　　在税务合规内涵方面，胡裕岭（2023）认为，企业合规的本质是企业治理结构的现代化，是引导企业建立一种自我监督、自我管理的治理模式和企业文化。开展企业税务合规有利于推进企业健康发展，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税收治理格局。李慈强（2024）认为，税务合规是企业安身立命的底线。企业要想高质量发展，必须依法依规经营，将税务合规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从实践看，税务合规具有防范税务风险、提升市场竞争能力、顺应征管改革趋势等作用，是完善企业治理的重要内容。

　　税收法治化是税务合规的基石。胡怡建等（2024）提出，我国应在法治上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加强税收立法和提升税法遵从，在治理上规范税务执法行为和提升税务执法能力，使税收法治贯穿于税法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让税收立法更加精致，税务执法更加谦抑，税收司法更加妥适，税收守法更加自觉。程敏（2024）认为：在税收立法上，我国的税法体系仍未十分健全，税收实体法中缺少关于民营企业横向实质公平考量的因素、税收程序法中纳税便民理念始终未有明确规定；在税收执法上，税务机关对于纳税人的程序权益保障存在不足，“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仍然存在；在税收司法上，纳税人利益衡量失据，税收审判和执行缺少理论论证。

　　智慧税务建设为税务合规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徐丽萍等（2025）认为，智慧税务推动了数字化税收治理方式变革，以数治税的税收征管模式正在重塑税务合规实践形态、重构税收治理范式，而这也驱动着税务合规更加强调系统性安排，以风险防控与规则遵从为重心，在全周期风险防控中进行动态合规管理，以智慧税务赋能合规升级。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课题组（2024）建议，在我国加强和推进税务稽查现代化过程中，税务部门应深入推进以税收大数据为支撑的智慧稽查建设，强化以数治税，以深化稽查指挥管理系统应用为重点，不断提升稽查工作信息化支撑、智能化应用水平。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税务机关在纳税服务方面同样面临一定的挑战。吴笑晗等（2024）认为，政府部门协同共治能够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切实提高企业税法遵从度，为此，要加快完善政府部门协同共治的制度保障，统筹提升政府部门协同共治的治理效能，科学防范政府部门协同共治的信息安全风险。杨旭东等（2024）认为，纳税信用管理是税务监管的重要内容，在提高税法遵从度、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应当从统一纳税信用信息采集标准，打通信息渠道、提高信息采集效率，在评价过程中考虑纳税人的纳税贡献与各经济区域的均衡发展三个方面改进纳税信用管理的流程设计；从细化扣分细则、适当降低扣分力度、更新经常性指标三个方面对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进行优化，建立更完善的纳税信用管理体系。

　　最后，针对目前税务合规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多位学者提出了具体建议。陈燕（2025）认为，灵活就业的新型就业形态给个人所得税征管带来挑战，应当积极推动税务部门、平台企业及灵活就业人员三方主体的税收共治，尤其是平台企业应积极制定税务合规管理框架并完善与税务部门的涉税信息共享机制。于海峰等（2024）指出，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在业务持续增长的过程中也面临大量的税务风险，常因境外主体税务登记缺失、进口货物低报价值等触发货物劳务税风险，在所得税方面则面临境外企业居民身份认定争议。因此，在进行税务风险管理中，跨境电商企业应主动掌握相关国家（地区）的税务合规要求、合理规划境外企业开办地点、合理设计交易模式及股权架构。彭飞等（202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税负和征管强度的横向不公平会使得企业质疑未来税收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影响企业短周期内的投资结构，为此，应该增强税收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探索税收治理新模式，规范税收优惠政策，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增强企业确定性感知，强化企业税务合规动机。

　　二、加强企业税务合规的必要性分析

　　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良性运行的根本保障，企业税务合规的本质是对法治精神的坚守。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胡静林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题为《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的署名文章中指出，要加大力度推动税收领域立法，加快进度推进《税收征管法》修订，不断增强税务执法的刚性和精准性，持续加强税法普及宣传，以高水平法治助力高效能治理。

　　在税务合规与税收法治化中，深化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践内涵，不仅需要立法机关与税务部门的协同联动，更要通过税法普及教育与法治文化培育，形成社会主体对税收法治的共识基础。当前，税务合规建设已超越单纯的程序遵从范畴，演变为以税收法治为内核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工程，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制度性保障实现税收征纳关系的法治化重构，最终形成税收法治规范与税务实践效能的良性互动。在税务合规与税收法治化中，进一步常态化多部门联合执法，完善税务合规合作机制，既体现了税收治理从经验型向规则型的范式转型，更彰显了在复杂市场环境中坚守法治信仰、维护税收秩序的根本价值追求。

　　（二）企业税务合规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企业合规经营可以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规范企业涉税行为、优化税收治理效能，税务合规正逐步成为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机制。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企业税务合规不仅能够有效降低经营风险、提升财务透明度，更能够促进市场秩序优化，为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创新要素流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在微观维度上，企业通过建立系统性税务合规管理体系，能够实现税负成本的精准管控与战略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将风险控制转化为可持续竞争优势；在宏观维度上，税务合规的制度完善与政策创新能够有效激发经营主体活力，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的精准滴灌和监管容错机制的弹性设计，引导资本要素向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战略领域集聚，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结构性转变。这种多维度的协同效应，使得税务合规成为连接微观经济主体与宏观经济治理的纽带，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内生增长动力。

　　合规经营是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税务合规管理体系是企业获取制度性竞争优势的战略性制度资源，通过制度性合规优势的构建可以有效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从资源基础观视角分析，合规经营不仅通过规范资金流动确保企业运营的合法性，更通过制度性风险防控降低合规成本，使企业能够将有限资源战略性配置于技术创新、服务优化和市场开拓等价值创造领域。高纳税信用等级企业不仅能优先获得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制度性红利，更在政府采购招投标、供应链网络构建等市场化竞争环节中形成显著制度优势。监管机构通过设置合规资质门槛筛选优质经营主体，商业伙伴则基于纳税信用评估优化合作网络选择。基于合规竞争力的制度性优势，本质上是企业通过持续践行税法规范积累的制度合法性资本，其通过降低交易不确定性、增强政策响应能力与市场信任度，最终转化为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驱动力。因此，合规竞争力的培育不仅体现为对法律规范的遵循，更是企业将外部制度要求内化为治理逻辑、通过制度性信用积累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主动战略选择。

　　三、我国企业税务合规面临的挑战

　　在数字经济与新业态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现行税收法治体系的适应性不足已成为制约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瓶颈。首先，立法滞后性与技术迭代的冲突导致税收规范供给严重不足。跨境电商的增值税管辖权冲突、平台经济中劳务关系认定标准缺失、虚拟资产交易计税依据模糊等问题，使得新型商业模式难以被现行税法规则有效规制，形成制度性监管真空。其次，税收优惠政策的合法性困境削弱了法治权威。我国现行的许多税收优惠政策以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形式出台，其规范效力位阶偏低且存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税收征管法》等上位法的冲突风险，如区域性税收优惠的“政策洼地”现象已引发跨区域税收竞争乱象，导致税收公平性受损与市场资源配置扭曲（刘剑文，2024）。此外，法律滞后性与执行刚性之间的矛盾，使得税收法治在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方面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长此以往将削弱税收政策对经济结构优化的引导作用，加剧社会公众对税收公平性的质疑，不利于企业加强税务合规。

　　（二）税务发票管理制度存在风险

　　在企业税务合规实践中，发票管理不规范已成为普遍存在的痛点问题，其表现形式多样且风险传导路径复杂。首先，部分企业在发票开具环节存在随意性，如未按实际交易内容如实填写商品名称、金额或税率，甚至通过“阴阳合同”虚开品名或金额，导致交易实质与发票信息严重背离。此类行为直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关于“如实开具并使用发票”的强制性规定，可能引发税务机关对偷税、虚开发票等违法行为的稽查与处罚。其次，发票取得与入账环节的合规漏洞尤为突出。企业财务人员因专业能力不足或内控制度缺失，未能有效鉴别发票真伪，或对取得的不合规发票仍用于成本费用列支，导致企业面临进项税额不得抵扣、成本费用无法税前扣除等涉税风险，甚至可能因接受虚开发票而被牵连承担连带法律责任。此外，部分企业未能适应电子发票全流程数字化管理要求，存在电子发票数据被篡改、存储安全有隐患等问题，既增加合规成本，又可能因系统漏洞引发涉税数据泄露风险。

　　（三）税务风险信息化建设需要完善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税收风险管理效能的提升高度依赖数据资源的深度开发与高效整合，而当前我国税务合规信息化建设仍存在显著短板，制约着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丰台区税务局课题组，2022）。具体而言，涉税数据治理能力与数字化转型要求存在结构性矛盾。首先，基础数据库建设尚未形成系统性整合，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壁垒尚未完全打破，企业经营行为、交易链条与资金流、信息流的全链条数字化映射仍存在信息孤岛与数据碎片化问题，导致涉税数据的实时性、完整性与准确性难以满足风险识别需求。其次，数据共享机制与制度保障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信息利用困境。现行法律法规对第三方涉税数据提供主体、程序及权责边界缺乏明确规范，税务机关获取外部数据的路径依赖于传统行政手段，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高频化、多元化的数据需求。此外，信息化技术水平与数据处理能力的不足使得现有系统在数据清洗、智能分析与动态预警等环节存在技术瓶颈，数据对接标准不统一、口径不一致等问题导致跨系统数据融合困难，进一步削弱了风险识别的精准度和响应时效。

　　在现代税收治理框架下，税收政策的稳定性是保障税收职能有效发挥与经营主体预期稳定的制度基石，而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则构成影响税务合规建设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制度性风险。第一，政策内容本身的动态调整与前瞻性不足导致经营主体难以形成稳定预期，如某些地区性税收优惠政策的突然终止会引发企业投资收缩，降低企业发展预期。第二，政策解释说明的模糊性与透明度不足易引发纳税人理解偏差。税收优惠适用条件的界定争议与跨区域执行标准差异，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在不同地区因解释口径差异导致企业合规成本显著分化。第三，政策执行标准的差异化还可能加剧市场不公平竞争，使合规成本较低的企业获得非正常竞争优势，从而削弱税收调节的效果。第四，数字经济与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使得传统税制框架面临适配性挑战，新兴业务模式的税收规则滞后与解释真空进一步放大了政策适用的不确定性，如跨境数字服务税的管辖权冲突与虚拟资产交易的计税依据争议。

　　在实践中，纳税人税法认知不足与守法意识薄弱已成为影响其税务合规的重要问题。从微观主体行为特征看，当前纳税人普遍面临税法知识体系不完善和风险意识薄弱的双重困境。一方面，随着税制改革深化与征管技术迭代，税法规范的复杂性与专业性显著提升，普通纳税人难以准确理解税法条款的适用边界与具体要求，导致在涉税处理中易出现操作偏差或法律误判。另一方面，部分经营主体出于成本控制或利益驱动的考量，对税法遵从的边界持模糊化认知。这种认知偏差与行为失范的叠加效应，在实践中表现为隐瞒收入、虚开发票等违规行为的反复出现，不仅造成国家税基侵蚀与税收收入流失，更通过“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效应加剧了行业竞争的不公平性。此外，纳税人合规意识的薄弱与税收法治环境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当税收执法存在标准不一、程序不透明或惩戒威慑不足时，将削弱纳税人对税法权威性的认同感。

　　四、加强企业税务合规的可行路径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当前，需通过系统性法治建设提升税务合规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制度支撑。一是完善税收立法体系。相关部门应以修订《税收征管法》为契机，配套出台实施细则，并明确税务合规标准与法律责任，强化税收法定原则的制度刚性。二是深化税收法治协同机制，完善税务合规信用评价体系，将纳税信用与市场准入、融资授信等政策联动，同时推动税务司法专业化建设，设立专门税务法庭或合议庭，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确保涉税争议高效化解。通过上述措施的系统实施，既能强化经营主体的合规经营意识，又能形成“良法善治”的税收治理生态，最终实现法治化营商环境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完善税务发票管理制度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规范发票管理与业务流程是企业实现税务合规的基础性工程。为有效应对电子发票全面推行带来的管理变革，企业应构建制度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发票与业务管理框架。首先，需制定系统化的发票管理办法，通过制度性框架明确电子发票的开具、存储、查验等全流程操作规范，建立发票要素标准化审查机制，如对商品编码、税率标识、交易流水号等关键字段实施自动化校验，同时强化财税人员岗位职责与审批流程的刚性约束，通过制度执行降低因发票要素缺失或虚假引发的虚开风险。其次，应将税务合规要求深度嵌入购销业务合同管理流程。在合同订立阶段，需通过条款设计实现价税分离，明确区分不含税价款与增值税税额，并依据不同业务类型约定适用税率及发票类型；在合同归档环节，应建立分类管理数据库，按照印花税税目、增值税税目等维度进行标签化存储，辅以电子合同管理系统实现全生命周期留痕，为后续税务稽查和风险追溯提供完整证据链。最后，企业亟需构建财务数智化监控体系，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实时追踪进销项发票的匹配度、金额波动率等关键指标。如设置红黄蓝三级预警阈值，当出现异常发票数量突增、上下游开票金额与合同金额偏差超过阈值等情况时，系统自动触发预警并生成风险排查清单，财务人员据此可及时核查票据流与资金流的逻辑一致性，通过技术赋能实现风险防控的精准化与前瞻性。

　　（三）利用新技术提高合规效能

　　在税务合规与智慧税务建设中，要更加关注技术应用与效能提升。2021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将智慧税务建设作为新发展阶段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主要着力点。之后，税收征管改革重点围绕智慧税务建设，以发票电子化改革为突破口，以税收大数据为驱动，推动构建税费数据多维度、实时化归集、连接和聚合。智慧税务推动了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税收治理方式变革。这种以数治税的税收征管模式，正在重塑税务合规实践形态和重构税收治理范式，也驱动着税务合规更加强调系统性安排，以风险防控与规则遵从为重心，在全周期风险防控中进行动态合规管理，以智慧税务赋能合规升级。OECD发布的《2024年税收征管报告》强调，调整合规风险管理方法：更多使用自动电子检查、验证和信息交叉匹配等来评估纳税人报告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交易模式在信息传播、参与门槛、地理空间等方面的限制，大量涌现的新商业模式、交易角色和价值链条给传统的征管模式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同时，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有力推动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进一步提升了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和征管效率。在税务合规与智慧税务建设中，应更加关注风险防控与精准监管。

　　（四）增强税收政策及监管的确定性

　　税务合规应增强税收政策及监管的确定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税务合规，既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随着税收法治化进程的深化、智慧税务体系的完善、税费服务质效的提升以及全球治理格局的重塑，税务合规已从单一的遵从问题演变为涵盖法律、技术、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系统性工程。未来，随着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税务合规领域将迎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今后的研究需以问题为导向，强化对税收中性原则、量能课税原理等基础理论的创新阐释，为税务合规提供学理支撑。同时，应进一步研究如何将合规成本转化为企业信用资产，在理论创新、实践应用与国际协作中不断寻求突破，推动纳税人变“被动防御”为“主动赋能”，使依法纳税不再是负担而是竞争优势，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市场筛选机制，帮助企业将合规内化为竞争优势。政府机关更要平衡好国家税收安全与纳税人权益保护，进一步推动我国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五）优化纳税服务促进税收共治

　　税务合规必须优化纳税服务，凝聚共治合力。纳税服务的优化与合规能力的提升是税务合规研究的重要实践导向。税务机关通过服务创新，为纳税人提供优质的纳税服务，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将刚性约束与柔性引导相结合，引导纳税人自觉履行纳税义务，进而提高税收征管质量、降低征收成本、促进纳税遵从。税务合规与纳税服务，离不开税收政策和纳税便利的精准享受。经营主体切实享受纳税便利，要确保税费优惠政策直达快享，根据不同的服务需求提供精细化的纳税服务。近年来，我国在税收营商环境改善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尤其在降低纳税时间成本和税收负担方面效果显著，下一步还应强化服务纳税人缴费人的税费治理理念、降低纳税人缴费人税费负担，以及依托数字化打造征管服务新生态。此外，税务合规与纳税服务，离不开纳税信用体系的建设，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会积极地影响企业的商业决策和所处信息环境从而刺激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总体而言，税收共治机制应始终恪守并体现税收公平原则、税收中性原则和纳税便利原则，切实提高企业税法遵从度及政府部门协同治理效能，科学防范各类税务风险，从而真正实现税务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