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紧迫而突出的三重挑战，第一是数字经济的挑战，第二是以贸易摩擦为特征的逆全球化的挑战，第三是全球收入不平等的挑战。

　　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发展迅速，数字经济以互联网为载体，数字企业实行网络化运营。2018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达到2.9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0%。众多数字企业跨国经营，注册地、经营地和利润来源地具有不同源性。互联网平台拥有众多的用户，例如脸书Facebook有全球20亿用户，微信平台单单在国内就有10亿用户。这些具有网络外部性、规模巨大的互联网平台可以轻易地颠覆传统的经营模式，甚至在货币l ibra和税收领域都具有独特的优势，也对传统的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应注意数字鸿沟问题，根据联合国《2019数字经济报告》，美国和中国占有超过75%的区块链技术专利、50%的物联网支出，75%的云计算市场。 

　　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不断的与盟友和贸易伙伴挑起贸易战和贸易摩擦，到不断的退出多个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巴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甚至威胁退出战后国际经济重要的支柱之一——国际贸易组织。目前这种逆全球化趋势尚没有向好的趋势。甚至在东亚地区两个地缘相近，都是美国盟友的日、韩两国也因为历史问题在半导体领域掀起贸易战，互相制裁。在欧洲，英国脱欧陷入僵局对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经济体提出重大挑战。对于英国经济不确定性，也越来越明显。中美贸易摩擦从去年以来呈逐渐升级趋势，美国政府已经宣布对来自中国所有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甚至威胁美国企业退出中国。 

　　全球经济不平等从传统的南北国家差距，越来越向国家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演化。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开启的全球化阶段，新的全球分工使南北国家发展差距收敛。全球化使跨国公司和能够参与到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当中的企业和个人享受了巨大的红利，但是对于那些处于不可贸易部门或者在产业化和制造业转移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一些中产阶级，他们的收入陷入停滞状态。根据有名的“大象图”，1998—2008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收入增长超过70%，美日德等发达国家80%分位的人口收入增长低于10%，而最富有的1%的人群收入增长超过70%。收入的不平等因为全球化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往往呈扩大化趋势，导致了一些国家矛盾重重，民粹主义开始盛行，并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体系。 

　　税收治理成为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议题 

　　数字经济下新兴商业模式不断推陈出新，跨国企业对价值链进行全球化整合的过程中，税收问题随之而来，数字经济对税收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针对数字经济的挑战，2013年9月，G20圣彼得堡峰会领导人委托OECD启动研究BEPS国际税改项目，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旨在对利润在经济活动与价值创造地征税，匹配税收与实质经济活动，以期重新调整国际税收的多个领域。2014年9月，OECD发布《数字经济 

　　面临的税收挑战》中期报告，2015年9月完成最终报告。此外在今年3月，法国开始征收数字税，对全球年收入7.5亿欧元且来源于法国境内收入2500万欧元的数字企业，按3%征收数字税，征税范围是“数字交易”（主要针对数字广告及跨境数据流动），对网上直接销售、支付平台以及网上金融服务予以税收豁免。在七国峰会期间法国与美国就数字税达成一致，七国集团成员同意在2020年对数字行业的跨国企业征收国际数字税，一旦多边征税正式生效，法国就将“取消”本国的数字税并以征税扣减的形式向有关企业补偿。事实上，欧盟针对数字经济征税的讨论由来已久，此次法国走在了前面。 

　　伴随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一个古老的经济武器——关税重新出现在国际社会面前。上个世纪经济大萧条期间，经济恶化趋势由于声名狼藉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而加剧。挥舞关税武器实际上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会加剧经济危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目前美国政府再次把关税作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武器，同样遭到了经济学家和企业界的普遍反对，政府同样一意孤行。美国政府不断利用301法案等对贸易伙伴，无论是传统盟友，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动辄挥舞关税的大棒，以贸易制裁为威胁要求签订新的贸易协议，所谓的对美国有利的公平贸易协议。 

　　随着美国政府宣布大规模的减税计划，新一轮的国际减税风潮涌动。美国《减税与就业法案》从2018年1月正式开始实施。新法案实施后，企业所得税率从之前的35%降低到21%，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也有一定幅度上调。法国2017年7月宣布，2018年该国强制性征税金额将减少约70亿欧元。此前，德国和英国已经开始减税改革，德国更是为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减税150亿欧元。新兴经济体印度也开始实行减税政策。针对经济收入不平等，税收是最有效的再分配工具，但是这一轮的减税更像是应对经济发展的政策，未必会对收入不平等产生直接的影响。上一轮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在国家层面上受益巨大，但是资本在分配中占据了有利地位，金融业在金融全球化中牟取了丰厚利润。相当数量的中产阶层，与制造业相关的阶层获益较少，收入增长缓慢。应该通过国内税收政策的调整，或者通过转移支付使经济发展红利适当在经济部门之间和人群之间实现公平分配，促进国内经济健康发展。 

　　从国际税收治理着手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因此，应对国际经济治理面临的三个迫切问题，就是要通过数字经济税收的国际合作，应对数字经济挑战，抓住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机遇。而针对贸易摩擦升级的现实，应该摒弃全球化发展的零和思维，改革WTO等国际经济制度，切实把各国间关税降下来，避免上世纪30年代关税战历史悲剧重演。而对资本全球化引发的国内收入不平等加剧情形，应该用好税收的再分配功能，通过税收调节和转移支付弥补收入差距。制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催生新生产业，容纳更多的就业人群，从根本上解决发达经济体就业市场萎缩的痼疾。而加强国际税收政策协调更应该是新一轮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