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各种论述备矣。IMF的观点相对中性，虽认为财政须走出幕后、挑起大梁，但亦担心债务问题。它的“挺财“，有两个条件。一是财政尚有空间、能者方劳，不要勉为其难，更不要雪上加霜，贻患未来。二是钱要投到有效益的地方去，要“听见响儿”。

　　这就涉及到钱如何花的问题。大体上是两个去向。一是减税，政府从经济中少拿一点，藏富于民，从而刺激私人消费和企业投资。二是公共投资，政府直接把钱投到经济中，通过公共投资刺激经济。

　　两个去向、两种措施，孰优孰劣， 一直是经济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很难得出定论，也给当下的执政者相机抉择带来困难。

　　门户之争泾渭分明

　　理论上，凯恩斯主义者倾向于公共投资，政府直接花钱。其优点在于直接、见效快，政策传导过程中没有扭曲、 损耗，政府想投多少、投到哪里，钱会老老实实地过去。相比之下，减税与央行的货币政策一样，是一种间接刺激， 必须经手个人和企业。如果个人和企业感觉经济前景不够明朗，就会把钱扣在手里，不用或少用于消费、投资， 使政府减税的初衷大打折扣。

　　正因为此，在经济形势严峻，急需猛药重手的时候，财政政策如不能两全，则应优先考虑公共投资，以期在短期内扭转经济颓势。这方面，中国的四万亿，是个范例。

　　逆周期，公共投资是主药。减税的性子慢一些，效果会打折扣，但也有一定的逆周期作用，可以作为辅药。通常的抗危机政策搭配，公共投资为主，减税为辅。

　　但不管怎样，逆周期基本上是政府的事，市场是不会逆周期的，只会顺周期。爆发危机的时候，只能依靠政府挽回经济的颓势，市场袖手旁观。凯恩斯主义不同于其他经济思想之处，在于政府必须有为。

　　与之相对的是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市场派，大市场、小政府，排斥政府的作用。在危机面前，不会选择政府有为的公共投资。如果不得不为，也是做减法。这就是减税。

　　市场派眼里的减税，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减税。主要目的不是逆周期、 刺激私人消费和企业投资，而是让政府“过长的手‘’缩回原处，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扭曲，还市场以“本初”和 “全真”。摆脱税收桎梏的个人和企业， 作为市场的微观主体，才可以“万类霜天竞自由”，焕发原有的活力。微观活， 是宏观的基础。微观活了，即使宏观惨一点，也没有关系，只是短痛，不会影响经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大局。

　　公共投资vs减税，凯恩斯主义（K- 减税）VS新自由派（N-减税），在理论的层面，泾渭分明，门户之争；有学术上的意义，于实践则增加了困惑。

　　复杂的实践

　　战后二十年，是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公共投资刺激增长，被普遍接受为经济学正统。质疑、摒弃凯恩斯主义，则以里根为代表，以减税为标志。表面上看，如同经济思想的分野， 公共投资VS减税的经济学实践也同样泾渭分明，一目了然。

　　其实不然。政治家的经济实践，固然有一定的经济思想为基础，却揉杂了诸多现实因素，最终形成一种奇特的混合体，颇能体现政治家实用主义的特点。里根主张减税，固然有拉弗 （Laffer）等一干经济学家给他灌输的有场派理念，却也有个人经验的因素。作为一个多产影星，他本来是有足够的热情尽可能多地创作的，但是，根据美国当年惩罚性的累进税制，片子拍到一定数量，新增片酬的大部分都会被税收拿走，多干也是白干，故不干。里根认为，正是这种惩罚性的税制，可观上束缚了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热情， 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非改不可。

　　看经济，有两种看法。一是学凯恩斯，从需求端看问题。二是学供应学派， 从供给端看问题（故称为Supply-side Economics），研究人们为什么不工作， 企业为什么不生产。人们不工作，要么就是福利太好，如法国；要么就是税太重，如演员里根。企业不生产，要么就是没需求（此时凯恩斯可以上场），要么就是有需求、无利润（因为税太重， 利太薄）。从供应学派的视角，减税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税降下来了，演员里根就套多创作，企业就会有投资和生产的动力。这样，经济自然而然就上来了。

　　所以，里根减税，解决的是个人不二作、企业不生产的问题，是供给学派思想与里根个人经验结合的产物。

　　但是，作为政治家的里根，面对常年积累的庞大财政赤字，推销令赤字雪上加霜的减税，是有相当难度的。所以，拉弗曲线（Lafifer Curve）粉墨登场。其核心理论，是减税可以曲线救财政， 短期会减少税收、恶化赤字；长期看， 由于减税能够恢复微观活力，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不减反增。

　　里根以此试图说明，减税不是一己之见，不是市场派书生之见，而是解决美国积累难返之赤字问题的良药妙方，于经济、于财政是双管齐下、一举两得。这样好的事，有什么理由不做呢？

　　最终，以减税为标志的里根主义， 将美国经济带出了滞胀的泥淖。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美国税收也如期先抑后扬。

　　但是，是减税一家之功吗？未必。里根任内，美国赤字不减反增且急剧膨胀。有观点认为，里根在减税的同时， 以星球大战和军备竞赛为代表的赤字支出，暗合了凯恩斯主义公共投资的 思路，是美国经济强劲增长不可忽略 的支柱性因素。

　　可见，泾渭分明的思想分野，到了政治家那里，就变得暧昧不清。里根主义的标志和里根主义的实践，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标志是给人看的，中看不中用；实践是看结果的，不中看， 只求中用。里根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拿来主义的实践者。他的实践，就是“减税+公共投资”，就是“凯恩斯+市场派。

　　他的减税，也不是纯之又纯的还市场以“本初、全真“，而是夹杂了凯恩斯减税的逆周期理念。实践中的里根主义，从实质上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杂烩。

　　师承、效法里根的特朗普，与里根唯一的区别是不加掩饰。这或许与两人的职业有关。里根是演员，顾及面子与里子同等重要。特朗普是个商人，与他的选民基础一样，赤裸裸地只顾自己（即所谓的“美国优先”）。不善掩饰、 也无心掩饰的他，肆无忌惮地拿来主 义。所以，他的施政纲领，不是单一的减税，而是减税与基建并举，只不过从技术层面考虑，先减税后基建。但在骨子里，特朗普主义与里根主义，是完完全全一样的经济实践，是凯恩斯主义与市场派的大杂烩。

　　有一定不同。特朗普减税、尤其是企业税的背景，是全球减税战对FDI的争夺。在特朗普看来，全球化和企业外迁是美国就业流失的主因，必须把全球化的势头扭过来，让制造业回流，庞大的美国资金回流，吸引全球FDI到美国投资设厂。吸引的根本方略是减税，将企业所得税降到外国投资者无法抵挡的水平，并通过税收赦免（Tax Amnesty）吸引美国公司留存利润回流。

　　所以，特朗普减税，除全盘套用里根思路外，多了一个逆全球化的前景。除此之外，今日之特朗普，就是昔日之里根。

　　中国的选择

　　总体上，中国的政策选项是公共投资，尤其是基建，几十年来一以贯之， 以四万亿为顶峰，亦是转折点。此后， 减税呼声日隆，不能不引起管理层的重视。这是内因。

　　从外因上，高度依赖外资以实现出口、投资、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面对特朗普掀起的全球减税战，不能不认真应对。尤其是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是发达国家的水平，与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脱节。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已占到利润的三分之二，留给企业自己的不足三分之一，与发达国家正好反过来。如此不利的税负状况，在这场“全球减税、FDI争夺战”中，显然置口国于不利地位。减税，不仅是中国经济为在的压力，也是别国竞相减税态势下中国不得已的选择。如箭在弦，不得不发。

　　除了这一点，中国此轮减税与各国减税的基本思路并无二致。一方面， 从短期看，通过减税，刺激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实现逆周期，此为凯恩斯和需求端的减税思路。另一方面，通过减税，恢复个人和企业的工作、生产积极性，恢复微观层面原有、应有的活力， 此为市场派的减税思路。

　　有研究发现，此番减税，就个税而言，收入一万元以下者，基本免税；收入1-5万元者，整体税负下降；5万元以上者，没有影响。所以，从个税的角度，更倾向于中低、中高收入阶层。这一阶层的人群，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高收入人群，减税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更 强。

　　增值税从16%降到13%，利好制造业，平均利润增厚8个百分点。增值税是间接税，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定价转移给终端消费者的。但在下游行业和竞争充分的行业，由于产能总体过剩，企业通过抬高定价以转嫁税负的能力相对较低，在此轮减税口受益程度就少一些，利润增厚不足8。在上游和垄断行业，由于竞争不充分，企业可以通过定价，将税负转嫁给口下游客 户，在此轮减税中受益程度更强，利润增厚超过8%，有的甚至可以达到13%。所以，虽是雨露均沾，但受益程度不一。

　　总体看，减税在逆转中国经济下行态势方面，性子的确慢了一些，不如基建快。从短期看，此番减税的效果似乎不太明显。原因之一，应是经济前景不明，个人和企业更倾向于将减税所得用于储蓄。在此情况下，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再提“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未来重点应是转向以基建为代表的公共投资。由于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减税带来的税收 “先抑后扬‘’短期内难以实现，税收增速不及预期，钱从哪来的问题再次摆到面前。一个方案是中央提高赤字率，地方增发专项债，国家降低资本金要求， 为基建投资提速大开方便之门。

　　2020：基建之年

　　可见，经济学与现实之间，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中外实践，永远是减税与公共投资之间的相机抉择，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兼顾、两权、折冲之下的平衡。总体上，在发达国家，因基建相对发达，投资效益不高，对经济的拉升效应不如减税；消费是经济的主动力，降低个人所得税，尤其是侧重于中产阶级的减税，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有研究测算，可相当于公共投资拉动效应的1.5到2倍。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基建水平落后，提升空间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十分明显。中国经济四十年，就是制造业与基础设施“你追我赶”赛跑的过程，是值得他国学习和借鉴的良性循环。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税率不低， 但税基窄，税收的GDP占比并不高， 有些国家（如巴基斯坦）不到10%。在此情况下，不能单纯一味地提减税；即使减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不大。其税改的目标，一方面固然要降低税率， 另一方面，要同步扩大税基，应缴尽缴， 国家税收不能有太大的下降，以免影响必要的（甚至是最低限度的）支出水平。

　　需要强调的是，基建投资虽频频用于逆周期的应急之策，但从经济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基础设施是经济的后劲。这其中，既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地铁、电信这样的硬设施，也包括教育、医疗、研发这样的软设施。从这个意义上，基建不是权宜之策，而是一国时时不可忘怀的百年大计。以美国之发达，特朗普仍把万亿基建作为施政又一纲领，虽有政治上的考虑，但仍不失为夯实美国经济后劲的重要举措。

　　G20把基建投资作为重启增长之策，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各国均有共识，但口惠实不至、有心无力。此番IMF再次呼吁，焦急之情跃然纸上。在减税与基建之间，看来，基建的分量要重一些了，毕竟，全球经济形势不明，触底反弹的可能性渐现，但怎么感觉都不 那么踏实。对于投资者来说，比起减税， 基建的踏实感还是要强一些。对发展中国家如此，对发达国家，感觉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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