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前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爆发，并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迅速蔓延的疫情，给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防控疫情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疫情的持续发酵为经济运行带来了很大压力，投资、消费、出口均受到明显打击，这无疑对刚刚呈现平稳好转的经济运行态势是极大的重创。突如其来的疫情，考验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税收理应担负起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应对当前疫情发展的历史重任，增强税收治理的作为空间，精准发力，有效化解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纵观当前的疫情形势，税收应对策略选择，应当统筹处理好以下几大关系：

　　一、统筹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既要考虑经济层面的有序发展，也要考虑社会层面的防控引导。疫情防控刻不容缓，复工复产、恢复经济也是时不我待。当前防控疫情依然是首要政治任务，确保社会稳定，提振民众抗疫信心，是一切政策抉择的出发点。与此同时，助推企业早日复工、复产，确保经济有序运行，也是国家应对政策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税收政策具有天然的制度层面的优势，可以兼顾二者的政策诉求，既可围绕防控需要，因需施策，又可助推经济恢复，从而寻求政策抉择中的最大公约数，相向推进，丰富税收政策的经济内涵和社会内涵，取得政策叠加提质的效果。税收政策在发挥经济利益调节为核心的政策取向时，更加赋能防控疫情的社会价值追求，比如加大社会捐赠的所得税激励政策，免除抗疫医护人员政府补贴收入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激励专用抗疫物资生产企业的税收优惠等，就内含着社会政策目标追求，对于引导防控疫情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也体现出国家运用经济手段，助力疫情早日解决的政策意图。

　　二、统筹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既要考虑防控疫情期间的政策抉择，也要考虑疫后重建的政策激励。当前疫情防控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应当及时出台具有一定时限性需求的税收政策，调整税法实施中与疫情防控要求不适应的政策及措施，缓解疫情防控的压力。同时也要研究疫后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各种困难，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把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影响降到最低。税收政策选择应当兼顾抗击疫情需要与恢复生产可能的平衡，愈加关注抗击疫情的国家政策导向和意图，及时形成化解疫情的政策组合拳，比如加大对抗疫药品研发的政策优惠，抗疫物资进口和定点生产企业的政策优惠，针对抗疫期间予以中小微企业的停业损失及复工恢复营业的政策扶持等。各项政策举措，协同推进，合力推出，形成政策的聚合效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精准施策。税收政策应当做好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的有机衔接，防止各自为战，政策重叠，为抗击疫情提供强大的政策支撑和经济保障。

　　三、统筹处理好中央与地方财力配置的关系，既要考虑中央财政的保障能力，也要考虑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抗击疫情，也在考验一国的经济实力，核心是财力保障能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带来了国家财力的充裕和累积，是支撑抗击疫情的强有力后盾，是打赢疫情阻击战的财力保障，国家动员能力和财力保障能力已在抗击疫情中得以显现。然而近几年推出的藏富于民、让利于企的减税降费措施，无形中加大了地方财力紧张状况，地方各级政府的财力保障水平和能力令人担忧，许多地方财政早已捉襟见肘，承担抗疫的地方财力保障状况不容乐观。随着抗疫形势的发展，相应的资金需求压力将会逐步增大，国家财力保障，特别是地方财力保障的持久性问题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研究制定应对疫情的税收政策，应当充分考量的现实状况是：现行税收结构中收入占比较大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都是共享税种，而应对疫情的税收优惠都将集中在这几大税种上。实施税收减免而同步造成的地方财政短收，目前地方财力是难以承受的，况且抗疫的主要财力应当由中央财政予以保障，所以应当辅以转移支付方式予以统筹解决，以确保出台后的减税政策有效落地。

　　四、统筹处理好特殊疫区（湖北）与全国范围的关系，既要考虑疫情爆发的面上支持，又要考虑湖北特殊疫情的特别激励。应对疫情的税收政策，要及时研究，尽早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呼应社会各方面的政策诉求，这对稳定疫情、恢复生产、保持社会生活的平稳有序，非常必要。迅速蔓延，持续发酵的疫情，其影响是全方位的，既有当期，也有长期；既有直接，也有间接；既有有形，也有无形；既有全国性的共性特征，也有湖北省的特殊状况，这是税收应对措施选择时应当予以充分考量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着重研提有关应对疫情的普惠性税收政策的基础上，应该更加注重对湖北主疫区，应当实施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可以借鉴汶川地震救灾重建的政策经验，推出有关针对湖北疫情的特别税收扶持政策，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提高税收优惠的可预期性，提振抗击疫情的信心，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疫情防控还在路上，经济恢复时不我待，特殊特定环境下税收政策的作为空间要逐步加大，税收应对策略选择也应强化统筹，精准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