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增值税与营业税成为我国企业的两大主体税种。由于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不能抵扣、不能退税的弊端，为了降低企业税负，增强企业发展能力，我们从2011年开始小范围试点营改增改革。

　　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营改增”是我国企业税制改革跨越的最重要一步。

　　所谓“营改增”，通俗来讲，就是把产品和服务一并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不再对“服务”征收营业税，以前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2017年10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废止〈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修改〈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草案)》，标志着实施60多年的营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目前，关于中国股市税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也应该模仿“营改增”的成功经验，将股票交易印花税改为资本利得税。这一改革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众所周知，股票印花税在大多数国家已经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利得税或股票交易所得税。目前只有英国同时开征股票交易印花税与资本利得税，其他国家或地区大多开征了资本利得税或股票交易所得税。因此，中国股市税制也需要来一场“营改增”改革，取消股票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这已是大势所趋。

　　很显然，股票交易印花税已不适应A股市场新时代发展需要。废除股票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理由：

　　第一，过去我们将股票交易印花税作为政府干预或调节A股涨跌的工具，经常频繁调整股票印花税税率，有时甚至是“半夜调整”，如此做法进一步加重了A股“政策市”的特性与尴尬。是否调整股票印花税税率，经常受市场舆论左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市，税制改革与税率调整需要走立法程序，我们再不能像过去一样将股票印花税税率频繁调整，并以此来干预股市涨跌，要还原印花税的税制本源及其严肃性。

　　第二，我国的股票印花税双边合计税率从最初1.2%降至今天的单边0.1%，税率降幅超过90%，已经降无可降，股票印花税基本上接近零税负，即便如此，股市该跌照跌，印花税调节股市涨跌的功能已形同虚设。

　　第三，无论投资者赚或赔，都必须缴纳股票印花税，这有失公平。由于小散习惯高频率换手短炒，交易换手频率越高，则税负越重，这会加重“小散”的交易成本及负担。

　　第四，与股票印花税相比，开征资本利得税则更科学、更合理。因为资本利得税只对投资者全年炒股净所得征税，而且往年炒股亏损还可以累积冲销当年炒股净所得，再加上资本利得税可以设置起征点与免征额，因此，大多数散户基本上没有资格缴纳资本利得税。相反，只有获暴利的牛散与机构才是真正的税负承担者。这是一个“均贫富”的税种，或者说，这是一种富人税，大多数小散达不到纳税门槛。

　　第五，个人所得税不应该只是工资所得税。2018年个税改革是中国税制改革的再一次重大跨越。这一次的个税改革借鉴了西方经验，在新版个税中，不仅设立了“起征点”，而且增设了6个专项附加扣除，尤其是建立了线上“报税”APP，这将让个税征缴更公平、更有效率。

　　当个税堵漏后，资本利得税就应尽快跟进。这样，才能形成公平的税制。对于自然人而言，劳动所得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非劳动所得也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如租金、利息)或资本利得税(如炒股所得、炒房所得)。因为高收入者主要依靠的不是工资，而是房产、股权或期权收入。因此，对于非劳动所得也应该纳入个人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范围。

　　第六，随着中国股市双向开放进一步加深，A股税制改革必须与国际惯例接轨，这也是A股国际化改革的客观要求。当境外市场大多都开征资本利得税时，而我们却仍固守着股票印花税，这是很不合时适的，因此，A股对外开放，要想引入更多的境外投资者，就应遵循国际惯例的股票税制。

　　综上所述，中国股市税制应该尽快进行“营改增”改革，废除股票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这将是中国税制改革尤其是与新个税相衔接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