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疫情防控工作取得初步进展的基础上，为降低疫情持续对我国社会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国务院及各级地方政府及时、有针对性的出台了“稳投资”、“稳外资”的利好政策，如社会保险阶段性暂免以及住房公积金缓缴等举措，有力地降低了企业用工费用，减轻资本制度性负担，起到稳定经济预期的积极作用。

　　可见，投资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甚至被凯恩斯学派称之为拉动国民财富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而外商直接投资（FDI），及其伴随而至的是就业岗位、税收、技术专利等，长期以来，受到全球范围内的普遍青睐。

　　对此，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惠商、利商政策，特别是为提升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而降低本地区的税费负担，这也在无形中上演了一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国际税制竞赛，而且，在近些年，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其中，最为抢眼的，当属2017年底，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减税与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被称为美利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行动。这部法律，主要通过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大幅降低、回归“属地”征收原则、投资支出全额计入当年税前扣除等税负减免措施，协力吸引海外资本回流美国本土。短短两年多时间，美国资本投资活跃，数以百万的就业岗位得以创造，企业信心指数持续走高，失业率保持历史性低水平，居民家庭平均工资收入大幅增加。

　　显然，美国联邦政府并不满足于此，自2019年至今，白宫经济政策团队一直在磋商并准备适时启动第二波减税计划，大概率的情形是以社会保险税为重点，减轻工薪阶层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制度性负担，从而保持强劲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企业扩大生产、职工工资增加、市场供求平衡的良性循环。

　　作为世界上人口数量第二多的国家——印度，在这一轮的全球税制竞赛中，并未等闲视之，甚至有抢跑之势。早在美国参、众两院博弈减税草案之际，2017年7月1日，莫迪总理启动了印度独立以来最为彻底的税制改革——《2017中央商品与服务税法》（The Central Goods and ServicesTax Act，2017）。该法律的实施，旨在大幅降低多数商品的税负，提升税制透明度，明确并统一中央与地方的税权配置，避免重复征税，顺畅全国范围内经济要素的供应链条，促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为推进“一国一税”（One Country One Tax）的既定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印度税改的故事，依然没有结束。在2019年，随着莫迪的连选连任，当年5月其执政团队又酝酿推出新的减税方案，最终在9月20日由印度总统公布新的税收法律，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0%直降至22%。此举，大幅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提升本国税收制度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吸引跨国资本的大量涌入。

　　观察美国、印度等国家，为吸引投资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降低税率、简化税制、放松管制等具体做法，我们不难发现，私人投资活力的迸发、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自于政治领导人的放权让利，取决于辖区政府的轻徭薄赋。简单言之，就是国民财富蛋糕的创造及划分，应更多的交由民间来支配、选择乃至监督，而非政府，这不仅有来自财税学界越来越多的理论验证，而且世界范围内越来越丰富的财税史及当前实践也在见证这一朴素认知。

　　回到中国国内，近年来，以“降成本”为代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时跟进，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税改大比拼中，中国政府又陆续推出了各类旨在改善营商环境的法律法规，在整体经济增速长期放缓的大背景下，对于缓解市场主体经营困难、保持外商投资稳定，起着相当的作用。但是，还应注意到的是，各国间对于资本的竞争日趋激烈，加之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自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当前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压力，只增不减。

　　因此，政策制定者有必要注意以下数点：

　　第一，持续推进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五险一金”在内的减税降费举措，特别是坚持以税率调整为标志的普惠模式，稳定民间投资者税负预期，实现各类显性制度成本的稳步下降。

　　第二，减轻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所遭遇的劳动力流动过分限制、环保过度监督、安全生产过激执法等隐形管制负担，真正为当前各类规模的民营企业解难纾困，构建投资友好型的商业制度环境。

　　第三，确定以市场为主导的投资结构，避免政府性投资冲动。当前及未来，各级政府须避免盲目推出重复、低效、预算软约束的公共投资，这不仅可能加剧产能过剩、财政赤字等既有问题，还将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社会的长期、健康及可持续发展。

　　总之，有必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削减不当管制，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里所说的资源，包括但不应局限于劳动力、资本、土地等有形生产资料，还应涵盖诸如知识产权、科学技术、数据信息等经济要素，而各级政府需要做的，应仅限于确认并捍卫市场主体自发形成的规则，确保规则运行的公正、公平，从而最大程度调动起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