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疫情已有根本性好转，但境外出现疫情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截至3月9日9时23分，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28333例。疫情这只黑天鹅的影响已越来越大。疫情最初主要影响中国，如今疫情已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成为大概率事件。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要完成既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难度极大。适当的经济政策，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目标，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20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总基调只能是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必须继续积极，还得强调扩张的力度；货币政策必须保持合理的货币流动性，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这样，货币的扩张同样是大概率事件。这里重点谈积极的财政政策中的减税政策。由于世界经济因疫情变得更具不确定性，2020年积极财政策的着力点只能在重视外需的前提下，更加重视国内需求。启动内需，特别是激活国内消费需求，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这是中国自己可以把握的确定性政策事项。财政政策的选择与财税改革的协调是政策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内在要求。

　　2020年，中国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力度肯定大于2019年。特别是缓缴阶段性社保费让企业直接感受到负担的减轻。最近几年，中国连续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这些政策还在实施，不少政策实际上已经融入税收制度，中小微企业的税负也日趋合理，当然也有改进余地。为了提振经济，减税应重点考虑如何激活消费。从税收政策的选择上看，重点应是降低消费税负。积极引导境外消费回流是工作重点。实际上，这么做同时也是税制改革的要求。

　　2015年4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已经提出：围绕满足消费升级要求，通过完善税收调节等政策，营造公平竞争的进出口环境，增加群众购买意愿较强的消费品进口，促进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出口，有利于扩内需、保就业、惠民生，对推动国内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也有重要意义。

　　近几年来，随着增值税改革和关税税负的下调，税收促进国内消费的作用正日益得到发挥。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税制仍有较大的完善空间。根据麦肯锡中国发布的基于银联奢侈品交易数据做参考的《201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报告》，2018年，中国人在境内外的奢侈品消费额达到7700亿元人民币，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提升生活品质作为消费奢侈品的首要目的，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已经越来越理性，中国人已经在逐步越过奢侈品的炫耀性消费阶段而进入生活方式消费阶段。消费越是理性，需求对价格的弹性就越高。消费者不再是价格越高越要消费，传统意义上的奢侈品相当部分只是因为品质较高而得到收入水平上升的消费者的青睐。

　　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的中高档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多。尽管中高档商品和服务的定价决策有企业市场细分等自身因素，但消费税负下调，还是可以促进消费。消费者的消费总支出包括价格和消费税支出两部分，任何一部分下调都可能促进消费总支出下降，在需求价格富有弹性的条件下就更是如此。

　　对于消费来说，进口货物所涉的主要是增值税、消费税和进口关税。进口增值税、消费税与国内增值税、消费税适用的税制相同。经过连续减税，一般纳税人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有13%、9%和6%三档税率。按照三档并两档的改革方向，税率仍有一定下调空间。

　　考虑到财政收入下行压力，可以适当放慢下调的节奏，比如同步下调一个百分点。增值税税率的选择要考虑所在地区的情形。中国位于亚太地区，增值税税率普遍较低。日本的消费税（对应的就是中国的增值税）经过多次调高，也只是达到10%的水平，而且为了顺利推行10%的税率，还推出总规模达2.3万亿日元的临时政策措施，减缓加税的冲击。新加坡本来计划在2021年到2025年之间，把消费税从7%调高到9%，并出台了60亿元的“定心与援助配套”（Assurance Package for GST），用于“消费税补助券基金”（GSTV Fund），减少消费税提高的冲击。目前这一加税计划已经搁浅。注意，无论是日本，还是新加坡，加税之后的税率都不超过10%。那些与西欧相比，得出中国增值税税率不高、无需再减税的结论，不利于有国际竞争力的消费税制的建立。

　　此外，消费税税目税率也不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导致众多消费流失海外。消费税税目税率选择，有财政收入因素，但如果消费流失，那么再宽的税目再高的税率也无济于事，财政收入目标不能实现，调节消费的目标不能实现，更加遥远的收入分配目标就更不用提了。务实的选择就是集中梳理现有的税目税率，让消费税制与消费升级的政策目标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现在的消费税制也与地方税体系的构建目标相悖，90%以上的消费税收入来自烟酒油车。如果消费税成为地方重要收入来源，那么这不是在鼓励地方促进烟酒油车的消费吗？因此，要进一步厘清什么是高档的消费品，高档是相对而言的，奢侈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往往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时就不是奢侈品了。一万元以上的手表就是高档手表，恐怕不太会让百姓信服。不是当年的税目税率规定不对，而是时代变化了，消费税制也应该同步跟进。

　　为了建设国际旅游岛，国家赋予海南岛离岛免税政策。这样的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境外消费回流，受益者不仅仅是海南当地，全国人民都可以从中受益。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还需要转变观念。离岛免税的3万元限额还应进一步提高，对接境外消费，限额可提高到10万元，并根据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动态调整。限额的使用应该更加灵活，不能一次使用限额的规定，实际上限制了消费。政策优化可以规定不超限额就可以一次性消费。另外，离岛免税的商品品种应该更加丰富，这样才能让限额得到更充分利用，让离岛免税能更好地替代境外消费，同时促进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一国家重大战略的落实。

　　当然，提振消费还要与其他促进消费的政策相互配合。有些消费不能跨期转移，有些却可以，但需要政策配合。例如，旅游消费需求可以通过更好地落实带薪休假而得以释放。我们已经有带薪休假制度，但在休假时间选择上自由度还不够，从而影响了制度的落实。与黄金周拥挤的旅行体验相比，带薪休假的体验更好，自由选择休假时间可以避开人满为患的旅行体验，而且旅游服务行业的保障能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另外，疫情之后，可以适当多设几个连带周末三天的小长假，让受疫情影响的旅游、交通运输、餐饮业等更快地振兴起来。促进消费，需要多管齐下，消费信贷政策同样可以促进消费。

　　需要注意的是，消费的提升还需要供给侧的配合。一味地说促进消费，而不考虑生产（供给）的改善，消费总有耗尽之时。仍以上述的旅游业为例。旅游业不仅要振兴，而且应该在振兴中得到提升。适应旅游与休闲有机结合的大趋势，旅游业可以提升的空间超大。旅游在过去主要是看看景点，现在的旅客对旅行舒适度已经有了更高的要求；现在的旅客可能到了某个景区，最主要的行程可能是呆着或发呆；现在的旅客可能更重视在地体验，而不是走马观花……供给创造需求，在这里同样有效。因此，促进供给的政策会间接地促进消费。

　　提振经济，激活消费，无论什么样的政策，都需要注意四两拨千斤，让政策促进市场力量的释放，从而激活市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