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开始肆虐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中国经济在“风暴中体验风暴”。在经历了疫情暴发早期考验后，一个过去曾多次经历各类危机的国家展现出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湖北人民的巨大牺牲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配合和服从，使得我们逐渐增强了战胜疫情的信心、有效防止疫情继续肆虐扩散。目前，新冠病毒肺炎在国际间快速扩散，甚至有演进为全球流行病的可能性，但国内的总体防控形势向好，政策重心也由针对疫情的应急性措施逐渐转向疫后经济复苏。2月23日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给经济运行带来明显影响，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至此，疫后经济政策的目标表述已经非常清晰：一方面，政策需要全面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力保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出台的政策要有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转换动能、优化结构、改变增长模式。 

　　基于疫情对经济影响和中国经济核心逻辑变化的分析，我们对疫后中国经济突围的经济政策建议围绕下面几个维度展开。 

　　基建与“新型基建” 

　　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1%，然而基建投资的增速只有3.8%。疫后经济突围，大规模增加基建投资是很自然的政策选择。传统基建虽仍有发力空间，但疫后基建投资也切忌重走上一轮刺激政策老路——因为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金融体系承担“准财政”功能、国有企业隐性担保机制、产业政策诸多弊端的存在，造成地方政府债务、银行坏账风险加大以及大面积的产能过剩等问题。 

　　围绕“再工业化”的“新基建”，涉及跟产业变革以及跟产业互联网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数据中心等。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再工业化”（产业互联网）以及围绕再工业化而进行的“新型基建”有助于提升TFP增速。从5G的建设需求来看，将会采取“宏站+小站”组网覆盖的模式，2017年我国4G基站达到328万个，而5G基站总数量将是4G基站1.1～1.5倍。若将来建设宏站475万个，小站950万个，则预计到2026年我国5G基础建设投资规模将达到1.15万亿元，其中2020年需新增的投资额约为2300亿元。5G还将通过产业间的关联和波及效应，间接带动国民经济各行业。因此我们通过投入产出表，根据各行业之间关联程度，测算了三大部门对GDP直接拉动作用和间接产出影响。经测算，到2030年，预计5G将带动直接产出3.4万亿元，间接产出6.2万亿元。按照2017年投入产出表中各行业的增加值率转换为增加值口径计算后，2030年5G将直接拉动GDP1.3万亿元，间接拉动2.1万亿元，总和3.4万亿元。 

　　出于应对中国经济核心逻辑变化的需要，“新型基建”必须涉及跟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旧城改造、租赁住房、城市公共设施的投资等。城市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庞大，可带动较为可观的投资。其中多数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差，配套设施不齐全，已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水平，亟待改造。 

　　同样，“新型基建”也涉及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基础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础服务均等化，增大了城市集聚效应和城市所能容纳的最优人口规模，促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将更多的人纳入“市场”，通过集聚实现人均收入增长，通过集聚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差异互补发展，最终缩小发展差距。并且此次疫情暴露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中的不足与短板，亟待改进，以提高中心城市的治理能力。 

　　持续减税降费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核心逻辑最大的变化之一在于增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活力变为重中之重。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带来了较大的冲击，税收政策的调整也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重要手段。我们认为近年来已多次下调企业增值税，可考虑下降企业所得税进一步为企业减负。2018、2019年都曾下调增值税，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超过2.3万亿元，最主要的减税税种就是增值税。今年针对疫情，中央进一步将3～5月份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税率由3%降为1%，湖北省免征3个月。但是增值税的税基是营业收入，是消费者分担的流转税；而企业所得税是对纯利征税。若企业受疫情影响营业额大幅下降，降低增值税对企业的纾困作用就不如降低企业所得税，因为后者会直接增加企业的留存利润。 

　　我们建议对所有档的税率同时下调，原因有四个：第一，目前企业所得税的分档方式本身就包含了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集成电路等企业的税收优惠部分，如果调整中再次分档对待或扭曲了产业结构激励。第二，这次疫情波及多个产业链，不应单独考虑只减免某些特定行业。第三，武汉的三大支柱产业是光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如果考虑对这些产业的扶持直接加大对湖北的支持力度即可。第四，每档企业所得税在企业所得税税收总额中的占比并没有公开数据，一些复杂测算反而会不够精确。 

　　我们建议所有档企业所得税税率在未来3个月下调20%，对应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由25%降为20%。由于湖北的企业所得税总额只占全国总额的3%，所以在税率调整中对湖北的特殊优待产生的测算敏感性可以忽略。 

　　补贴低收入群体激发消费潜力 

　　考虑到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动能，疫后政策应该特别着力对冲疫情对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带来的冲击。连月的疫情防控工作大幅抑制了居民正常消费需求。虽然居民消费具有较强弹性，但此次疫情影响地域范围较大、延缓复工时间较长，居民可支配收入或有大幅减少可能，预计疫情过后消费反弹力度或不及预期。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的恢复既关乎今年决胜小康目标的实现，又能够有效促进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推进。对此，我们认为最直接的激发消费潜力的办法就是通过减税和补贴的方式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助。 

　　第一，可考虑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税率等途径刺激居民消费。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财政可通过加大减税力度，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刺激消费，以减少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019年个税改革通过上调起征点、拓宽低税率税档、增加专项附加扣除，大大优化了税率结构。针对降低个人所得税，我们认为应加大对中等、高收入群体的减税力度，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水平。 

　　第二，可考虑采用消费券政策，补贴低收入就业人群，促进内需回补。我们建议对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低收入就业人群发放消费券补贴，并向对疫情严重地区湖北省倾斜，湖北省就业人群全员发放消费券。消费券政策可以向民众传达抗击疫情的信心，号召共渡时艰。通过提供补贴，弥补因疫情影响导致的收入下滑，保障基本生活，刺激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