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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向消费端过渡 财政工具重启可能性较大

2020年03月30日 来源: 中国经营报

  尽管企业复工复产在加速推进,但经济下行趋势仍不可避免。1至2月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11.2%,为5年来最大幅度的负增长,其中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也出现两位数的下滑情况。

  记者梳理发现,在财政部列出的主要20个税收项目中,80%的税收项目都出现了负增长,在疫情对经济负面影响逐渐显现的背景下,相应的减税降费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 

  多位受访的财税人士认为,当前除了适当放松财政赤字率限制,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新增限额等常规政策工具外,疫情特殊时期,存在重启财政工具的可能性。“比如要加大以财政作为引导资金的专项基金规模,并研究国债发行工作,同时可以实施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政策等最终提振消费。”一位财税人士如是分析。 

  在该人士看来,当前的减税降费需要从生产端向消费端过渡,提振消费或许是稳增长主要的刺激手段。 

  宏观:增加赤字 

  疫情发生之前,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2020年我国财政政策的基调依然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众所周知,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要素分别是增赤、减税、扩支。 

  作为常规政策工具,减税和扩支在前两个月的财政数据中已明显发挥作用。 

  3月24日,财政部发布了1~2月的财政数据,前两个月全国税收收入为31175亿元,同比下降11.2%。而为支持抗疫和企业复工复产出台的各项减税降费举措,粗略计算将超过1万亿元。 

  不仅如此,不同于往年发债节奏,今年财政部加快了提前下发专项债的时间,截至目前,年内提前下发的专项债额度已经用完。这被认为是财政政策发挥主动逆周期调节的另一重要功能。 

  郑州大学商学院执行院长王海杰坦言,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固然可以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就业,但是减税降费力度的深入推进,以及新基建的投资,最终还是要依靠财政政策来拉动,特别是以财政为引导资金的专项基金,可以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 

  伴随着1至2月份各项数据的发布,短期内,税收收入或仍将处于负增长区间。这意味着,政府赤字会因周期性因素导致税收减少和支出增加而被动上升。 

  “当前背景下,政府工具箱中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增加赤字规模,提高赤字率,从供求关系角度看,减税降费将从生产端向消费端过渡,这有利于增加市场供给,创造更多的消费机会。“一位财税人士如此评价。 

  数据显示,2019年预算赤字率为2.8%。早在2019年底,就有专家曾建议2020年财政赤字率可以提高到3.0%以上。 

  从中国财政赤字率的发展轨迹看,3%的赤字率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天花板数值,但自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并进入下行通道后,这一数字是否可以突破的问题,引起了学界和官方的诸多讨论。 

  中金报告指出,2020年财政赤字率有必要大幅扩张,其预测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可能提高至3%~4%,且不排除今年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的可能性。 

  对于中金的预测,一位中部省份地方财政系统人士说,“事实上,就地方财政结构看,很多早已突破了3%的天花板,只是每年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会做调整,所以广义赤字一直在3%范围内,但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我们希望国家在统计口径上可以更宽松,以保障地方稳增长需求。” 

  随后,官方对年内财政赤字率的问题进行了正面回应。 

  3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毛盛勇在回答2020年有关赤字率的安排时表示,“综合来看,中国政府债务总体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债务形成的资产中有一些资产还有比较好的盈利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适当的提高赤字率是有空间的。” 

  对于未来政策取向,市场普遍的观点是,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动减税降费,让企业减轻负担,轻装上阵。另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微观:提振消费 

  事实上,相对于提高赤字率等宏观财政工具,微观层面的调整或许更能引起普通百姓的关注。 

  近日,济南、南京等地相继推出了消费券方案,金额从几千万元到上亿元不等。3月25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发表《疫后中国经济政策的思考与建议》的署名文章。文章中,其建议面向全国就业人群,采取现金补助的形式发放消费券1000元,对湖北省就业人口全员发放消费券,除湖北外全国的低收入就业群体发放消费券。 

  无论是各地推出的消费券方案,还是学者的建议,其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稳定社会,促进消费。显然,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从需求管理入手,通过增加民众购买力来提振消费成为最直接的手段。 

  此前,发改委等23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其中的19条举措都表明,以刺激消费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回暖的信号已经逐渐清晰。 

  作为政府部门,特殊时期的减税降费也需要从生产端转向消费端,以往通过减轻企业负担的方式,现阶段可能更需要以促进消费来拉动经济。 

  普华永道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张礼卿曾建议,国务院决定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和实施缓缴住房公积金的政策,对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渡过眼下的困难极为重要,未来可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这不仅是应对当前疫情的举措,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长远政策选项。 

  然而,不同于张礼卿直接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建议,有学者认为针对性的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或更为有效。 

  “统一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对于收入低的人群来说,也许他本来就不用交税,所以提高起征点只能使收入较高的人群获益。从税收覆盖面角度看,效果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指出。 

  他认为,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问题可以分档提高,比如对适用税率在20%以下的人群,可以提高其起征点到8000元,适用20%税率以上的则依然保持5000元起征点不变,这样可以大幅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个税负担。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专项附加扣除和提高起征点的改革举措,截止到2019年中,约有8400万人由于两部个税改革全部落地的政策,而不用缴纳个税。 

  3月23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出席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特别视频会议时表示,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有为,大力提质增效,支持扩大内需。 

  在财税人士看来,这意味着,未来积极财政政策需要短期对冲和长期结构调整策略有效结合,逆周期调节可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但是长期结构调整需要机制创新,以及传导机制的顺畅才能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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