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国已采取加大资金投入、减税降费等一系列财税措施。下一步，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有为？ 

　　刘尚希：我们需要跳出传统思维，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公共风险，从稳定市场预期和增强社会信心的角度，在财政风险可控的条件下，让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对于中央已明确的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措施，要进一步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尽快充分发挥政策效果。 

　　长远来看，推动经济恢复和发展，既需要救援性的政策安排，更需要深化改革开放和改善营商环境。唯有出台新的改革举措，才能从根本上增强信心，改善企业预期。 

　　面对前所未有的减收增支压力，要大力优化支出结构。有必要全面调整预算，对支出项目重新“排队”。要优化财政资金配置，打破支出固化格局，该砍掉的项目坚决砍掉，该保障的项目要切实保障。 

　　财政资金不是无限的，需要引导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要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和政府购买服务，推出市场化改革举措，把财政资源与市场、社会资源协同起来发挥作用，形成抗疫合力，以共治共建、合作创新方式来满足老百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同时，应该建立反馈机制，对政策效果作出及时、动态科学评估，并根据政策实施和现实情况变化，不断巩固、修正、调整。同治病用药一样，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政策措施应当始终与风险状态的变化相匹配。 

　　刘俏：鉴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带来的风险超过预期，我认为应该实施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从结构性影响角度看，疫情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微观基础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就业的冲击。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我国80%以上就业岗位，消费在2019年拉动了我国近60%经济增长，我国财政政策的发力点应该放在稳就业和促消费上，着力为3000多万中小微企业和9000多万个体工商户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对于中小微企业，可以在减税降费方面推出更多举措。我国增值税改革基本上已经到位，未来还可以下调企业所得税，这将起到增强中小微企业投资信心、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作用。 

　　在促进消费方面，可以采取一些政策对冲疫情带来的影响。比如，通过对个人收入所得税进一步调整，增加个人和家庭可支配收入；为低收入群体和湖北省居民发放消费券；等等。 

　　温彬：财政政策应充分发挥财政对弥补资源配置市场失灵和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具体而言，可以适度扩大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加快推进项目进展，尽早形成有效投资；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大财政资金对“新基建”、补短板支持力度，促进基建投资发挥托底作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