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企业抗击疫情的关键，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降低包括税费成本在内的企业整体成本。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精神，在政策应对层面尤需妥善处理好以下几方面关系。

　　短期冲击与长期发展趋势的关系。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影响第三产业特别是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交通运输、旅游等具有一定出行和聚众属性的服务行业。从历史数据看，绝大多数自然灾害和疫情对宏观经济冲击都呈V型走势。以“非典”为例，经济增速出现短暂回落，但未改变全年向上趋势。中国经济总量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超3万亿美元，拥有全球门类最完善工业体系，14亿人口庞大国内消费市场，经济韧性大、回旋余地足、自愈能力强。

　　疫情防控与推动复工复产的关系。疫情防控关乎生命，复工复产关乎生计。从某种意义上讲，做好复工复产也是抗疫。应保障防控物资充足供应，加强跨区域务工人员输入地与输出地对接，让更多员工尽快返岗复工。

　　大型企业与中小微企业的关系。应分类施策，促进大中小企业整体配套、协同复工。充分发挥大企业“稳定器”作用，支持有条件的大型央企、地方国企和行业龙头企业最大限度挖掘生产潜能。加快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建设投产，带动上下游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群体帮扶力度，继续出台面向中小微企业的“保生存”扶持政策，加大税费优惠，提供更多稳岗补贴、复工补贴、房租补贴。

　　传统产业发展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数字经济将成为抵消疫情负面效应、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目前多数制造企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突破阶段，数字化改造升级需求强烈。应在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加快数字经济与全社会融合；以数字中国、数字政府为契机，加大以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鼓励引导有基础有意愿的企业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低成本、模块化的数字化设备和系统广泛应用，缩小中小微企业与大企业的数字化差距。

　　减税降费与其他领域降成本的关系。帮助企业抗击疫情的关键，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降低包括税费成本在内的企业整体成本。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新媒体等现代信息宣传的精准性和低成本性、税收管理员联系企业的广覆盖性，促进税费优惠政策落地。值得注意的是，应谨防其他领域降成本改革不到位对减税降费获得感的抵消效应。有研究显示，影响企业降成本获得感的原因，主要是融资难融资贵、人工成本快速上涨等对减税降费产生了抵消效应。疫情暴发后，中央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现阶段在不折不扣落实与疫情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的同时，应谨防类似抵消效应出现。

　　中央与地方财力调整变化的关系。应高度关注地方支出压力，优化中央与地方财力关系，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补助力度。按照既定时间表、路线图，加快推进《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在征管可控前提下，尽快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拓展地方收入来源。

　　稳外资外贸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关系。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或将深刻影响全球产业分工和经济地理格局。中国应担当大国责任，保障对国际产业链有重大影响的行业或企业率先复工复产，减少对国际产业链不利影响，提升产业上下游信任度和可靠性。坚持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中心不动摇，以稳外资稳外贸为抓手，避免高附加值产业链向发达国家转移、中低端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风险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科学认识现代社会的风险特征，增强风险社会的制度供给力。中国已把应对历次重大风险事件的举措嵌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当中，这次疫情防控成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肯定。但在防控前期暴露出一些问题，亟须完善制度供给、加强制度创新，包括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优化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体系；尊重社会公众知情权，提升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度；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和与风险社会治理相适应的预警机制，把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