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与原理表明，现代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以其自身规律及经济周期运行。供求关系形成的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与决定性作用。但市场自发的资源配置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存在盲目性，可能引发经济失衡甚至经济危机。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可针对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的深层结构性问题，采取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差异化、导向性政策，进行经济结构的深层调整与优化。财政政策是世界各国政府追求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手段，通过直接的利益调整使政府的意志得以体现、政策得以实施。财税政策是国家（或政府）有意识的产物，因此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财税政策又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是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主要调控手段，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财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也可以利用财政政策，但要在中央政策的框架内。与其他公共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对经济利益的调控更直接，形式更灵活，可以直接和间接手段并用，更能直接体现国家的意志以达到预定目标。财税政策是政府通过调整税率或支出水平，监督和影响国家经济活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结构优化的主要手段，包括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在经济失衡、经济危机或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财税政策可调节宏观经济，优化产业结构，统筹微观经济主体资源分配，进而激发经济内在动能，助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第一，调节宏观经济：恢复与重启。经济失衡情况下，总体表现为趋冷或过热。从结构上看，供给侧要素投入包括土地、人力、制度、技术等，需求侧包括消费、投资、外贸等，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供给侧和需求侧均有不同的结构需求。财税政策既能调节宏观经济总量，也可从供给侧或需求侧发力，调优经济内在结构。

　　总量调控方面，经济趋冷时，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消费、投资等支出下降，总需求疲软，失业率上升。政府可减少税收，提高消费者可分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同时扩大政府支出，修建公共基础设施来创造就业，从而提振需求，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经济过热时，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消费、投资等需求过剩，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政府可提高税率、减少财政支出，或通过两者搭配减少经济体系中的流通资金。例如，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美国政府随即运用财税政策工具，开启大规模救市，向房地美和房利美分别注资1000亿美元。2008年10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大规模金融救援方案，授权政府购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帮助金融机构走出困境，并促使停滞的信贷恢复流动，避免危机恶化。新一届政府主政后，美国众议院在2009年1月28日通过了总额819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奥巴马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大规模投资和退税，为美国创造300万至400万个就业机会，进而促使美国经济复苏。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

　　结构调整方面，当供给侧的技术创新要素成为经济转型升级、迈进新发展阶段的核心动能时，政府可对科技研发领域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支持，或加大补贴力度，增加科技领域投资，鼓励市场主体研发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当需求侧结构单一、政府投资占比过大、对社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时，政府可适当减少投资，提高社会投资配套资金额度，或通过投资为消费创造有利条件，扩大消费需求占比，优化需求结构，进而提升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动力。例如，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财政政策从之前的“稳健”转为“积极”，并开始大规模刺激经济。同时，财政政策还着重调整经济结构，依靠投资为消费创造条件，扩大内需，强调民生保障。结果立竿见影，我国经济快速企稳回升，率先摆脱经济危机影响。从结构上看，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加大扶贫力度等财税政策为之后十年我国消费的大幅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优化产业结构：引导与创新。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部门之间以及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不同发展时期、不同资源禀赋下，产业结构也会随之变化。当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需求出现疲软，现有产业结构无法支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时，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势在必行。财税政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经济杠杆，积极的财税政策引导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紧缩性的财税政策可制约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发展，并通过统筹利用税率、财政投资、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源流向新兴产业，激发新增长点，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体看，当经济中的制造业发展出现瓶颈，转型升级乏力，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动力不足，无法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时，政府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采取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等政策，以此鼓励市场主体发展新兴产业，挖掘经济体自发动能，进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

　　例如，美国十分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财税政策是主要手段之一。2017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任期内第一个重大法案《减税与就业法案》，美国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由最高税率35%的累进税制改为21%的单一税制。另外，新增“海外无形资产所得税”（FDII），给予境外无形资产的产品和劳动所得13.125%的优惠税率，吸引海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企业回归美国，并鼓励本土企业向境外出口相关产品和服务。运用以上财税政策工具，美国进一步夯实了其高新技术发展根基。

　　第三，统筹资源分配：效率与保障。市场经济可保证交易高效进行，但无法关注市场交易主体的交易基础能力，即交易主体是否拥有同样的生产要素和机会。起点不同的条件下，占有更多更高质量生产要素的市场主体具有显著竞争优势，在交易中更易获得收益，弱势市场主体没有同等的要素资源和市场机会，在市场竞争中则很难获利，这将导致资源进一步集中，市场整体运行效率下降。财税政策不仅能调控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也能对微观主体的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具体看，政府可将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向合规的中小微企业倾斜，为中小微企业注入更多动能，提供更多机会；通过提供基本医疗、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保证公民均等权利，并采取综合累进税收制度调整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促进社会整体福利提升。

　　例如，美国财税政策通过搭配其它公共政策，实现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全面支持。《联邦采购条例》规定，每年小企业获得联邦政府采购合同总额占比不得低于23%，与财税政策相匹配，美国还推出“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制造业扩展伙伴计划（MEP）”“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NNMI）”等创新计划，对积极开展制造业创新的中小企业提供扶持。通过均等对待中小企业，甚至政策倾斜，极大程度地激发了美国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动力。

　　随着国家治理实践和理论的兴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2019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确定的各项改革任务，前期重点是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中期重点在全面推进、积厚成势，现在要把着力点放到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上来，巩固和深化这些年来我们在解决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方面取得的改革成果，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因此，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宏观调控就是基于财税政策目标，对政策决策和策略手段的方向、力度和运行机制进行调整。比如要扩大财政支出，受到近年来超收收入大幅减少而资金使用绩效明显提升的影响，不进行税制改革、不实施政府债务改革，扩大财政支出的调控任务就很难执行下去。2019年，财政宏观调控的基调是“逆周期调节”，所以财政总体上以“逆周期”的手段，积极性、扩张性的方向，处理和应对总需求增长、有效供给不足、产出收益下滑、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和资产泡沫风险等问题。以财税政策为基础，着力构建“逆周期调节”的五大支柱。即：一是增加总需求，既以最终需求的增长作为着力重点，又兼顾中间产品需求的增长；二是提升收益率，以此激励企业再投资，增强活力和动力，并降低杠杆风险；三是提升信用水平，弥补杠杆和久期下降情况下形成的市场缺口，避免资产价格异动甚至是泡沫破裂；四是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改善布局，以最快的方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市场扭曲，构筑发展潜力；五是扩大有效供给，在支持全面创新和完善市场机制的情况下，提升产业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