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落实情况看，2019年前10个月，全国实现减税降费19688.94亿元，其中减税16473.26亿元，降低社会保险费3215.68亿元。
在所减的税种上，受提高费用扣除标准、优化税率结构和实施专项附加扣除“两步改革”叠加影响，个人所得税降幅最大——2019年前11个月，个人所得税减税规模达3485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6.8%。
在此基础上，今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家又先后出台了4批21项税费优惠政策，从医疗救治工作、减轻企业社保负担、支持小微企业、鼓励外贸出口等多方面，以“真金白银”助力疫情防控与企业复工复产。
4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今年新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加上去年减税降费政策翘尾，预计可为企业减负1.6万亿元。
从整体上看，去年以来减税降费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但细察之，不同群体的“获得感”却不尽相同。
高收入群体优惠少
对个人而言，不同收入水平群体对政策效果的感知度存在差异。
出于公平考量，政策更多的考虑到中低收入群体的诉求。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3500元提高至5000元，约1.15亿人进阶“零税一族”；扩大3%、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相应缩小25%税率的级距，但30%、35%、45%这三档较高税率的级距保持不变，高收入人群的税率依旧维持高位。
尽管个税调整的是贫富差距，重心在于实现社会公平，但偏高的边际税率反而会带来负面效应。
一方面，增加了对高收入人才的反激励作用。在“大众创业”、人人可以开公司的环境下，30%、35%、45%的个税税率比25%的企业所得税还高，会打击高收入者的积极性。
众所周知，高收入人群大多为国内外各行业顶端及精英人才，他们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却在个税上坚持高税率，其实是对人才战略的釜底抽薪。
尤其是在当下由劳动力红利转为人才红利，到处“抢人”的情况下，如深圳发布“粤港澳大湾区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可以享受15%的税收优惠”政策，税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人才流向。
另一方面，劳动所得多征税，投机所得少征税，无疑“助力”阶层差距扩大。
事实上并非中国，全世界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如去年美国多位超级富豪联名呼吁开征“富人税”，就是因为“美国最富有的千分之一群体今年预计缴税额占其财富的比重仅为3.2%，而在财富金字塔下部的99%美国人今年预计缴税额占其财富的比重高达7.2%”。
此外，还会倒逼许多不合理的避税现象发生。
如“工作在中国、工资在海外”，一些企业把工资发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享受当地低税率；再如“钱在企业、不拿工资”，采取套路满满的“零年薪”、“一元年薪”行为，以达到避税目的。
部分企业减负不明显
就企业而言，虽然整体上减税降费力度进一步加大，但部分企业享受到的政策红利相对有限。
一方面，增值税降税率优惠好比一场“甘霖”，但各个市场主体实际的“解渴感”并不相同。
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环环相接、层层抵扣。从理论上来说，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自16%下调为13%，企业相应的进项税税率和销项税税率也变为13%，那么从上游供应商购进原材料以及销售产品给下游客户时，价格都应相应下调3个百分点，这样一环扣一环地传导到终端市场。
然而，真实的商业世界并不按理论“出牌”，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上，一些企业议价能力较强，可以借减税之机倒逼上游降价，或者坚持不向下游降价；有些企业的议价能力较弱，无法争取到上游降价带来的利润空间，甚至还要向下游多让利。
如此，同样沐浴普惠性减税的阳光，但经过“市场洗礼”之后，不同的企业却有了不一样的“获得感”。
另一方面，出于成本和利润的考量，部分企业曾为漏税避税“绞尽脑汁”，但伴随着金税三期数字化的应用，“天网”恢恢消弭了灰色空间。
尤其是“社保税征”使企业社保压力骤增。
过去，个税和社保由税务和社保两部门分别征收，社保部门通常无法掌握企业的具体情况，企业在向社保部门申报社保缴费基数时，往往会“私自低缴”；新政之后，由于税务部门能够清楚地掌握企业员工收入，类似的操作空间被压缩。
虽然为员工缴纳足额社保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企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以上海“五险一金”为例，员工缴纳比例为17.5%，而企业为个人缴纳比例最低为34.2%，将近个人缴纳比例的2倍。
如月薪一万元的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后只能拿到8135元，而企业实际用人成本达到13420元。
此外，社保缴费基数的刚性增长也让企业压力倍增。据《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9》显示，2015年到2018年先后降费4次（共3.75%），但基本被每年的基数上调（10%）冲淡。
企业税负原已沉重，社保压力骤增，再叠加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拐点期，下行压力加大，企业面临重重危机，转型升级难，更是雪上加霜。
服务业优惠不明显
就行业而言，也并非所有行业均能明显感受到减税降费的政策效果。
实施减税降费的“重头戏”在于，“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
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核心部分，也是关乎增收和就业的基础部门，但在当前工业经济转向体验经济背景下，再加上制造智能化趋势，自动化替代工人，制造业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反而如物流、酒店、餐饮等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灾区。
由此可见，制造业等行业税费在减，而人工成本高的服务业等行业在政策中享受的好处反而是最不明显的。
例如物流行业，虽然降低交通运输部分的税率，但在揽件、分拣、转运、投递等各个操作环节均有较大人工需求，仅从四大快递上市公司顺丰、圆通、韵达、申通的数据来看，2018年员工工资合计比2017年增长24.42%，减税降费带来运输环节的减负难以弥补日益见涨的用工成本。
地方财政吃紧
按照逻辑，“真金白银”的减税降费本应该体现为政府减收，但对于中央财政来说，实际财政收入仍显示为增长。
2019年1至11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8967亿元，同比增长3.8%。其中，全国税收收入149699亿元，同比增长0.5%；非税收入29268亿元，同比增长25.4%。
但对地方政府来说，财政压力却尤为明显。
如上海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165.1亿元，比2018年同期仅增长0.8%；北京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817.1亿元，同比仅增长0.5%；跟去年同期收入增速相比，两市财政收入增速回落逾6个百分点。
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化的体制背景主要在于央地分税制，中央从宏观层面增强了统筹财政收支的能力，但由于地方财权事权不相匹配，抑制不住地方政府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规模。
尤其是伴随“营改增”试点的逐步推进，原属于地方的营业税改为央地共享的增值税，虽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为央地五五分成，但省级及以下国税地税“合二为一”，地方财政收入调控的自由度下降，财政收支预算安排难度加大。
一系列地方债务危机爆发即是明证，如贵州黔东南州城投公司、内蒙古科尔沁城投公司等债务违约、还款逾期。
亟待稳企业、稳地方
综上，减税降费进展如火如荼，现实却是低收入获益，高收入吃亏；个人得益，企业吃亏；制造业在减，服务业在增；中央增收，地方吃紧。
如何稳企业、稳地方成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企业来说，还需忘记当年诸如“五免三减半”、“三免两减半”的税收制度红利，进行一系列变革，如把握“迭代”时代、“混改”转型等。
对政府财政来说，则无外乎开源节流。通过新增税种、推进央地分税制改革、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等扩大收入来源。
另外，在节流方面，目前在机构改革方面仍有空间。
据我国首次披露的公共人事管理事项显示，截止2016年底，我国共有公务员719万人，事业单位79.86万人，但若算上全部公共财政供养人员，人数约达5000万，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3.58%。
而2019年中央本级公共预算11901.6亿元的基本支出中，工资福利支出预算为4091.63亿元，约占基本支出的34%，裁减人员能够节约大量支出。
总之，通过统筹收入、调节预算等方式，使财政保持较高支出效率，更有利于收支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