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充分预判逆周期财政政策调节的空间。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世界各国对于经济发展的预期并不乐观，因此通过加大政策对冲的力度来抑制本国经济的衰退。但是，在本国政策对冲的同时，世界经济又是相互联动的，尤其是一些国家为了保障短期的国内利益，甚至不惜以逆全球化作为代价。因此，不排除一些国家将会极力促进资本、贸易、技术及消费的国内回流。

　　我国在这种世界大变局之中需要找准定位，准确预判经济预期增长的空间，内需潜在带动的空间，以及就业增长的空间，从而选择合理及适度的财政政策对冲规模及范围。同时，还应该高度关注到财政与金融之间的联动效应，一些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更高的国家有可能会通过金融工具转化本国的财政风险。因此，我国既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去应对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及助力抑制世界经济的衰退，还需要去防范财政风险及国际金融风险。

　　二是加大对于外向型经济的扶持力度。此次疫情在世界范围影响越大对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冲击就会越大。目前疫情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已经超过200个，其中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数据，与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排名前20位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澳大利亚、越南、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印度、泰国、荷兰、新加坡、英国、印度尼西亚、加拿大、沙特阿拉伯等。由此可见，与我国有大量贸易经济往来的国家不同程度受到疫情的影响，有些还非常严重。

　　同时，我国外向型经济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高达近20%的占比，因此，有必要对外向型经济及时出台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帮助其渡过难关。之前，财政部、海关总署及税务总局已经相继出台了降低出口退税率、提高出口退税效率、扩大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试点政策等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此基础上，建议加大对于外向型经济相关联的自贸区、自贸港、保税区等区域的财税政策优惠力度，例如在“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基本原则前提下，立法授权自贸区根据实际情况出台减免税政策、简化税收征管流程，为建设自贸区提供更加自由、开放、高效、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争取形成更有利的国际贸易经济形势。

　　三是适时考虑对居民个人的支持力度。面对疫情的冲击，一些负债率高的家庭及失业的个人已经出现一定的财务风险，但是由于我国的储蓄率较高并且家庭救助一直在应对风险中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暂时而言风险并不十分显现。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地开展复工复产，二季度预期经济能够拉动，对于缓解以上的矛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也必须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具有谨慎的预判，稳定居民收入及拉动居民消费对于化解当前的危机及促进未来的发展均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可以适时考虑对居民个人给予一定的财税扶持力度。目前个人所得税的退税以及降低社保缴费均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部分地区也开始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来拉动消费、缓解困难，但是，还可考虑进一步减免个人税费以促进社会稳定。

　　四是多元化精准施策加大对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中小企业的支持已经达成了世界的共识，我国也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对于稳定中小企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效应。但是，除了中小企业，一些中等规模的企业面临着无法享受小微企业或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优惠，但经济实力又不如大企业的双重尴尬境地，因此需要加大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精准施策扶持力度。

　　我国主要采用通过直接减免增值税或延长亏损结转年限的政策对市场主体大力扶持，这种方式直接、有效。但是，有些政策的传导机制有较长的链条，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多元化的政策机制设计往往可以解决多重政策目的。例如亏损结转，有的国家规定既可以往前结转又可以往后结转，往前结转与往后结转的差异在于往前结转可以抵减以前年度的利润，形成退税，增强企业的现金流，对于缓解当期的资金困难起到积极的作用，并且通常受惠的企业为成长能力强的盈利企业，对于这类型市场主体的扶持有积极意义；允许往后结转的优点在于对未来预期产生盈利的企业具有积极的减税意义，同时更容易操作。面对疫情的影响，不同企业的情况及诉求是不同的，因此如果能够给予企业更大的政策选择空间，或许会对其帮助更大。

　　又如应急性工资补贴计划，通过规定雇主支付给雇员的工资保障在一定比例的工资水平并允许雇主进行税前扣除并获得社会保险的返还，既达到支持企业的目标，又稳定了就业，同时还保障了员工的生活水平。由此可见，下一步对于市场主体的减免还可以通过一些政策的传导机制实现多重目标。

　　总体而言，世界各国能够预期疫情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严峻性，并积极出台财税政策以应对。但是，在相机抉择时，由于外部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随后预计各国在政策对冲方面还会不断调整，更为精准，更为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