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投资有两种选择：一是增发国债；二是减税。增发国债可扩大政府投资，减税可以扩大企业投资。而“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说：“政府今天发行的国债就是企业明天的税。”其言下之意，政府发行国债对企业投资会有挤出效应。也正是基于此，我认为扩大投资的重点是减税而不是发债。
再想深一层，减税其实也有两种选择：全面减税和结构性减税。我们知道，前者是供给学派提出的主张，美国从里根时代起就推行全面减税。然而事实表明，全面减税虽能扩大企业投资，但同时也会加剧结构性过剩。而中国与美国不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也启动了减税，主要是结构性减税。
中国实施结构性减税，旨在扩投资与调结构并举。一石二鸟，显然是棋高一着。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要比较两种减税方案，而是讨论怎样让结构性减税更合理。理论上讲，减税是财政让利给企业，也可看作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现在要研究的是，结构性减税要通过怎样的安排，才能让企业和消费者同时受益。
减税让企业与消费者同时受益，绝非天方夜谭。读者是否了解2009年实施结构性减税的背景？原来，2007年底国家颁布了劳动合同法，同时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升高了20%，如此一来，工资势必要挤占企业利润。不巧的是，次年又遇上了全球金融危机。内外交困，为了救企业，政府启动了结构性减税。
表面上看，那次减税是在补贴企业，但其实也是在补贴员工（消费者）。设想一下，假若政府不减税而任由工资挤占利润，长此有些企业是否会关门？而企业一旦关门，不仅最低工资无法兑现，而且还会有大量员工失业。由此看，那次减税是为了避免工资挤占利润，通过减税既减轻企业压力，同时也惠及消费者。
当然，以上只是特例。事实上，消费者并不总是减税的受益者，比如出口退税，就与国内消费者无关。问题是，我们能否找到一组判据，可以明确判定谁是减税的受益者？我的思考是这样：政府加税，企业有可能会转嫁税负，那么政府减税，其“补贴”是否也可以转移？思来想去，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让我从税负转嫁说起吧。
所谓税负转嫁，是指政府对企业加税，而企业却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企业是怎样将税负转嫁出去的呢？要明白这一点，需借助“需求弹性”的理论。一种商品价格变动带动需求变动，两者变动率的比值为需求弹性。如某商品价格上涨10%，需求减少了20%，其弹性系数是2。经济学说，弹性系数大于1，需求富有弹性；反之则缺乏弹性。
需求弹性与税负转嫁有何关系呢？让我再举一个例子。若政府对生产酱油的企业加税3%，由于消费者对酱油的需求缺乏弹性，酱油降价不会多买，涨价也不会少买。这样企业将酱油价格提高，销售却不会减少，于是加多的税负就转嫁给了消费者。相反，若某商品需求弹性大，价格上涨令需求大幅下降，此时税负就不能转嫁。
由此见，企业税负能否转嫁，关键在于商品能否提价，而商品能否提价，又决定于需求弹性的大小。若把角度倒过来研究减税，道理也一样。前面说过，减税可看作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这种补贴会否转移，则取决于商品会否降价。若降价，企业与消费者皆为受益者；否则受益者只是企业。而商品会否降价，也决定于需求弹性。
是的，假如某商品缺乏需求弹性，降价后需求不增加，企业自然不可能降价。但若某商品需求弹性大，比如降价5%，销售可增加10%，企业就有可能降价。不过也仅仅是一种可能，企业最终是否降价还要看商品供求状况。这是说，减税（补贴）会否转移，要从供求状况与需求弹性两个维度看，对此我们可将不同行业分为四种类型：
类型一：供给短缺、需求弹性大。一般说来，供应短缺的商品不会降价，从短期看，减税（补贴）的受益者是企业。但长远看，却是让消费者受益。由于商品供不应求，而且需求弹性大，政府减税必推动企业扩产。随着供给增加，商品迟早会降价。商品一旦降价，补贴就会向消费者转移。
类型二：供给短缺、需求弹性小。政府对此类行业减税，受益者当然是企业，补贴不会转移。由于商品供不应求，企业不会降价；同时，由于需求弹性小，即便降价商品销量也不会增加。但要指出的是，为此类行业减税可以推进供给，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类型三：供给过剩、需求弹性大。这说明此类行业的商品市场有需求，只是价格高造成了积压。只要企业肯降价，供求便可自动平衡。此时政府若能减税为企业降成本，让企业有降价空间，一定会对消费者有利。
类型四：供给过剩、需求弹性小。毫无疑问，政府对此类行业减税，补贴的只是企业。而且与类型二不同，不仅消费者不能受益，而且对经济会有百害而无一利。读者想想，既然商品已经过剩，需求弹性又小，此时减税怎可能减少过剩？相反，只会加剧生产过剩。
最后再说结构性减税的安排。推行结构性减税是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当下的问题是怎样减？据上文分析，若要兼顾企业与消费者利益，并考虑到国家现有财力，我认为政府应优先加大对第一类行业的减税力度，对第二类、第三类行业也可适当减，对第四类行业则完全不必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