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上午，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为国合·耶鲁全球领导力培养计划学员讲授“企业减税降负与财税改革”。
企业减税降负的关键问题是在对“全景图”的把握之下“减什么”
贾康认为，“减税”显然是回应社会诉求的“得人心”之举。但“减税降负”实际问题是认清企业负担的“全景图”，再积极而理性地讨论税与非税负担各应当“减什么”。中国现在的正税为十八种，要想再减，具体减什么才是关键问题。如果按照中央要稳定或降低宏观税负，同时要“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指导精神，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要以降低间接税的税负为大方向。降低间接税税负的措施通过企业间展开的市场竞争，实际上最终造福了广大消费者。我国增值税如何持续减降方向既定，税率“三档并两档”如何推进可以观察；我国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25%，对上市公司、高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已有一系列进一步的优惠规定，在国际上已属较低标准。
虽然纳税人都不愿意加税，但是加税实际上是在维持适当的宏观税负水平和优化税制结构这个大前提之下必须处理的调控权衡和配套改革问题。如要“降低宏观税负”，恰恰在以税改“提高直接税比重”这方面的约束条件，就会更加严格，需要全面考虑如何逐步到位。
贾康指出，中美“减税”基本不可比。特朗普的减税与当年里根的减税基本在一个套路上，都是主要指降减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力支柱来源——个人所得税，也包括降减州政府为主征收的公司所得税，是直接税概念下的减税。中国的情况则是直接税中，个人所得税份量轻，仅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左右，企业所得税已经减了许多，继续减降空间很有限。而且只讲减间接税，就变成了仍在“顺周期”框架里的“东施效颦”。
从国际可比宏观税负水平看，中国并不高。按照IMF标准口径作对比，中国大致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宏观税负相当：近年不到35%，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值。
所以在讨论如何“减税”的同时，我们至少应把正税之外中国特别需要讨论的行政性收费，五险一金，还有一些隐性的、在政策环境的明规则之外潜规则起作用而形成的各种综合成本因素综合在一起考虑。
企业负担“全景图”中的非税负担
中国企业负担中的一大“特色”是隐性负担沉重。“比如，企业开办至少要盖几十个章，实际上须产生一系列、合成一大块的隐性成本、综合成本，企业运行起来了，对几十个局、委、办等公权部门的‘打点’一般也会常年不断。这些成本在国外不能说没有，但应该讲，与中国比可能是有天壤之别。”贾康坦言。
近年企业反映还有另一种变相的负担：“为官不为”同样也是负担，拖着企业的时间可能就给企业拖死了。这些约束要破除，依靠什么呢？依靠总书记说的“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原则有，怎么做？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贾康指出，接下来还应讨论更多的负担问题。比如，人工费能不能减？在中国现在这方面对美国还有比较优势，但对东南亚已成劣势了。应该注意到，人工费的上升是合乎这些年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阶段转换的，大的趋势是未来人工成本还会继续上升，换言之，还会继续减少低廉劳动成本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这是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来对冲的下行因素。
认识相关改革“真问题”
贾康分析到，电费在美国大体只是中国的一半，中国有没有可能继续降？电力改革可以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而电力改革又是攻坚克难的问题。如能在电力改革中使电回归商品定位，竞争性机制产生选择性，电的成本有可能依靠一些改革带来的潜力调动而往下压低，这是我们值得争取的。
但中国的基本能源禀赋与美大不相同，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中国的电近70%还将是煤烧出的火电。煤有很多实际的“外部性”，使用煤的环境污染等外部综合成本，还没有很好地体现在中国的电价里。我们必须准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中国能源以煤为主的情况下，不惜工本把煤的清洁利用这个关口突破，使煤的清洁利用在中国能够面对着自己的“胡焕庸线半壁压强型三重叠加”的“非常之局”，产生以非常之策升级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相匹配特点。同时，为减少雾霾的压力，减少环境方面的威胁，中国最合理的方法，应该是实行适当的高电价政策，逼着企业千方百计地开发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工艺技术，有利于在经济压力形成动力的情况下，去解决中国怎么突破这个非常之局的历史性考验问题。中国是一个将近14亿人口的国家，有“胡焕庸线”这样的东南“半壁压强型”的格局，这方面别的经济体都不能与中国同日而语。适当高电价即以经济手段引导相对少烧煤，虽不是能让煤炭消耗绝对量马上往下调，但可在努力控制绝对量的同时，让每个单位产出里所含关联污染的成分、比重下降。以经济手段为主，减少煤的耗费和减少这方面电力能源的耗费，这是一个中国特别国情之下必须说清楚的机制性问题。
贾康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也做不到美国那样的交通干道、高速公路基本不收费，我们还不得不依靠贷款和PPP融资，然后以收过桥过路费的方式，形成在这样一个循环中支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这是中国现代化中从追赶到赶超的特色，虽然也引起了老百姓的一些不满，但是同时老百姓在这方面总体而言是受益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收费机制阳光化的程度，让社会一起监督，让这些钱滚动式地真正用到支持我们基础设施升级换代方面。要承认这里面有一定的人工维持费，但是不能过分，不能在这方面透明度不高的情况下，少数人把它看成一种既得利益的固化，然后再在这里面膨胀小团体利益和私利，引出很多实际上不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偏差来。
贾康说，企业用地方面，应当尽可能地控制成本，但一般是区域发达程度上去了，地价就抬起来，用地企业需给出对价，价位水平没有一定之规。关键是，为什么这些年中国有条件来靠土地批租把收入水平抬高的这些地方政府，它的短期行为不能得到遏制呢？它为什么单单一定要依靠土地批租收入呢？美国也有地租，但更关键的是美国有由土地开发形成的不动产保有环节上早早确立的财产税收入来源，这种直接税一年一年地形成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不必依靠土地批租“一次把钱拿走”。机制优化了，相关的地价和地皮上形成的厂房等不动产的价格会更沉稳。中国人如果过去没有意识到这是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必然有的特征，那么我们现在别无选择，需要积极往这些“基础性制度建设”上靠近。必须正视，中央要求的“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在实践中多年寸步难行，已表现了其异于寻常的难度，最新表述已降调为“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这也惟有“攻坚克难”才能取得进步。
中国企业融资的成本有高有低，但总体而言大量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且贵，是非常重要的影响企业发展的一个负担因素。
有正面案例和十分值得肯定的创新突破，如阿里巴巴公司提供的小贷在没有什么特定政策配套支持下，就是依靠现代信息技术，不要求抵押，也不用见面，使处理程序上“人工操作为零”，系统中根据大数据掌握风控，很快确定而源源不断发放。这就是对小微企业实实在在的支持。
从金融服务于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发展看，我国整个金融体系，应以改革实现金融产品供给的多样化与“无缝对接”地对需求侧全覆盖，并使政策性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可持续运行，在充分竞争的“金融深化”中降低融资成本，这又是依靠改革才能解决根本出路的问题了。
发展政策性融资体系是篇大文章，必须放在战略的高度，系统化打造，如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PPP的可行性缺口补贴等。
必须强调，对这些降低负担和使负担合理化的要做之事，关键点与难点在于其所匹配的改革，敢不敢“啃硬骨头”，能不能真正通过改革攻坚克难的制度供给，形成一个高标准、法治化、低负担、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和社会和谐环境，这是中国的真问题。
财政分权与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中宏观层面的重要突破口
贾康分析，在传统体制下，财政管理高度集中，财政收入以非税收入为主，以及城乡分治格局下大包大揽的财政支出体制，这都不利于“解放生产力”和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因此，改革开放以后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一是以“分灶吃饭”方式开启财政分配关系改革，并最终推进到“分税制”；二是以“利润留成”、“利改税”、“税利分流”和企业“明晰产权”、股份制改造方式，逐步确立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微观市场主体地位，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混合所有制。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明确的目标是从宏观到微观配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贾康指出在“强起来”新时代，为打造充当“国家治理基础”的现代财政制度，必须坚持财政体制深化改革的“分税制”方向和关注公共财政与全局改革的配套。财税改革的三大方面，即优化调整中央地方体制、预算管理改革、税制改革，需在配套中，对接扁平化三级框架，寻求“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达到中央明确要求的各级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
推进财税改革的基本思路与要领
贾康认为，我国深化财税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为基础，推进“扁平化”改革，在中央、省、市县三层级框架中，以“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为原则，形成制度安排的内在契合，并构建合理、有力的中央、省两级的自上而下转移支付，以及辅助性的横向转移支付，构建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这样，才有望履行好财政职能，服务于经济社会长治久安、人民美好生活的可持续实现和“和平崛起”现代化战略目标。
具体看税收，该如何推进呢？他认为有四点要领：
第一，掌握好营改增的“倒逼”与地方税体系支柱打造、体制过渡，坚决不做增值税分享“一省（区）一率”的任何安排。
第二，税改重点分为三个阶段：近期营改增与环境税细化优化、资源税扩围、消费税配套改革，社保费改税；中期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再改革；长期看要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
第三，税改对企业的影响，要从“结构性”减税、增税以及“减负全景图”正确把握，避免“盲人摸象”。
第四，积极稳妥，标本兼治，治本为上，攻坚克难，以制度创新攻坚克难，在全面配套改革中取得“决定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