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科技创新呈现很多新特点。在世界科技创新竞争加剧的大潮中，我国科技创新政策面临的挑战更加紧迫。

　　（一）研发链条不断缩短，但原始创新能力不强 

　　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到产业化的周期日益缩短、边界日趋模糊，很多成果尚处于实验室阶段就已申请专利并很快应用于市场。但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制约我国科技创新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我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以下统称为“科学研究”）投入不足是重要表现：基础研究投入占全国研发投入的比重一直在5%左右，2018年为5.5%；应用研究比重持续大幅下降，2018年仅为11.1%。比较而言，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科学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总额的比重长期保持在30%以上。因此，基于科学研究的原始创新是我国市场失灵的领域，应成为我国科技创新政策的重点支持方向。 

　　（二）创新主体、创新要素更加多元并加速互动，但科技创新资源条块分割 

　　创新主体不仅包括企业、高校院所，还包括其他非营利研发机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消费者、“创客”等。创新要素不仅包括科学家，还包括企业家、创新资本、创业孵化、数据资源、科研基础条件等。不同创新主体之间以及创新要素在不同创新主体、领域、环节和区域之间加速互动，这样的国家创新体系才具有活力和效率。我国国家创新体系亟待打破各种壁垒，实现科技创新资源的高度融通，才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卡脖子”技术攻关、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等重大问题。因此，我国科技创新政策应在支持多创新主体、多创新要素和促进科技创新资源融合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三）研究开发、创新创业、风险投资、新兴行业等创新活动复杂多样，科技创新政策亟待改变传统思维 

　　在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深度应用的新时代，创新活动的组织模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研发无处不在，且呈现全球化、多主体协同特征；开放式创新、大众化创新、平台式创新成为创新活动的新特点，新型研发机构、中小微企业成为创新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创新创业企业具有规模小、轻资产化、知识（人力）资本价值高、多样性等特征；创新行业与技术领域跨界融合，在产业链上相互扭抱、缠绕；企业生产组织向扁平化、多样化发展；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以下统称为“风险投资”）多种组织方式并存，如个人与机构投资者、公司制与合伙制基金、母基金与直投基金等。因此，科技创新政策亟待改变传统思维，包括由简单粗放向精细化与精准化转变，由重“特惠功能”向重“普惠功能”转变，由重“政策制定”向重“政策协同与评估”转变，由供给侧政策为主向兼顾需求侧政策转变等，这样才可能更好地适应和支持复杂多样的创新活动。 

　　（四）科学研究投入多元化，但我国科学研究基本都是靠政府投入 

　　在科技创新无处不在的新时代，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只有共同投入与合作，才可能不断满足全社会对科学研究的普遍需求。其中，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作用、灵活性组织等特点使其承担起填补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投入缺口的任务。例如美国，2015年基础研究的应用研究经费中来自社会资金的投入占比分别达到52.9%与63.02%。比较而言，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中约98%都来自政府，这种单一投入结构已经难以满足经济和社会对科学研究的需求。因此，科技创新政策在引导全社会增加科学研究投入方面必须有所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