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深化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我国税收征管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当前共享经济已进入多元化、高速发展阶段。在共享经济下税务机关是否可以仅仅依靠现有手段和数据挖掘能力，提高征管效率、提升服务质量、防范税收风险，以应对共享经济时代税收管理呈现出的多样化、立体化和穿透化的挑战，其风险、责任与机遇并存。
共享经济是指第三方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将个人与机构的一些资源进行共享的一种新型商业模式。如司机利用滴答拼车平台为需求群体提供私家车搭乘服务等。在共享经济模式下，共享经济平台建立需求方和供给方连接，由需求方也就是消费者向共享经济平台支付费用，由共享经济平台将费用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供给方也就是资源提供者。在此过程中，共享经济平台与资源提供者由于取得了应税收入，因此均要承担一定的纳税义务。对于税务机关而言，发票控税是一种传统管理常态，其通常用“发票流”“货物流”“资金流”的真实性来判断纳税人业务发生的真伪。如果上述“三流”一致，则基本确认其经营行为正常；若“三流”不一致，则可能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纳税行为不端的风险。但现实中用“三流”是否一致来判断纳税人经营行为真伪的做法，可能并不适用于当前共享经济经营模式。一是“资金流”。随着“互联网＋”移动支付技术的迅猛发展，共享经济经营模式下的企业及个人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移动收支的渠道更加多样化，如果仅以银行转账的结算形式来判断资金流向的真伪，确实与共享经济经营模式下商品交易资金结转的实际不太相符。同时，由于在网上通过第三方（含个人）支付的数据众多，在税务机关利用大数据分析涉税疑点的技术手段滞后或经验不足的前提下，“资金流”核实真伪的难度会加大。二是“发票流”。共享经济经营模式下的企业及个人经营交易主要体现在电子数据上，特别是电子发票政策实行后，发票的比对只有数据核实，无法进行实票（纸票）识别，对此，单凭一组开票数据无法确认纳税人业务的真实性。三是“货物流”。共享经济经营模式下的企业及个人购销货物具有高流量、高周转的特性，每日流量高达上千甚至上万件，再加之物流行业本来就比较复杂，多数企业采取与个体挂靠联合经营的方式，不开票或不用票的物流运输经营随处可见，这为税务机关核实购销货物或服务的真实性带来了困难。 共享经济下，对新经营模式按原有的税收征管方式进行管理势必会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是管理手段滞后于企业发展。共享经济的基本理念是个人或企业绕过传统的中间商，将闲置资源如多余的房间、汽车、图书、资金等进行整合或利用，以更有效率地使用这些资源。因此，多数共享经济经营模式下的企业及个人直接面向广大的自然人。由于双方不是传统的雇佣关系，共享经济经营模式下的企业及个人对众多自然人管理的约束性较差。另外，也由于共享经济经营模式下从业者的水平参差不齐、行规不细、地域分散，难免会出现管理混乱的现象。对此，税务机关要摸清行业规律，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加强管理的难度较大。二是服务手段滞后于企业需求。在没有相关税收管理经验可借鉴的前提下，层出不穷的新型经营模式对税务机关的服务方式及手段提出了挑战。比如，按照规定发票调整百万元版需要实地验证，而采用共享经济经营模式的企业业务发生区域不固定，只能通过业务抽查或请购买方传递电子数据的方式加以确认，导致企业提出增票的需求时，业务处理时间较长、服务效率较低。 当前，随着共享经济的迅速发展，其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及制度体系滞后于不断变化的形势。行政部门的监管能力与行业创新出现不平衡，税务机关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职能部门，在政策规定的框架内实行自由裁量权存在一定的限度。如在互联网企业汇总代开发票的问题上，目前政策允许网络货运行业分人按月汇总代开发票，而企业实际需求是所有人员按月汇总代开。虽然基层税务机关收到了企业的业务需求，但由于现行管理规定并未明确汇总代开的行业，并且对如何汇总代开无具体的操作规范。在新政尚未调整出台前，基层税务机关不能随意突破政策规定的红线。因此，在共享经济下对相关税收政策的调整迫在眉睫。 在税收风险识别及防范方面，虽然税务机关可充分利用大数据归类、提取、比对、分析的优势发现企业纳税异常指标，为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等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参照依据与技术支撑，但是税收风险识别一般集中在某个具体行业或企业，而如今共享经济跨行业经营的模式使税收风险管理的难度和广度加大。例如，对人力资源服务平台企业开展风险识别时，原有的根据人力资源公司的实际数据与预期数据的差异，判断企业是否通过多记成本费用、少计收入来实现偷逃骗税的公式设定及取数路径，必然会出现较多的差错率。此外，由于共享经济行业的特殊性，也很难通过其他一些风险识别指标如税负率、购销比对等发现其异常，从而导致税收管理的风险识别率下降，使税源管理工作面临较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