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受一些国家奉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叠加经济周期性波动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呈现萧条抑或衰退已形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存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强化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后疫情时代，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实现财政资源最优配置、产出效果最大化，着力通过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明确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完善现代税收制度体系，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加强财政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序破解发展进程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难题，成为“十四五”财政发展与改革的重中之重。 

　　营造财政治理法制化生态环境 

　　财政治理法制化是建设现代财政的前提。贯彻落实新修订的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必须坚定“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目标定位，营造良好财政生态，确保财政安全，弘扬绩效法治。 

　　首先，研究探讨财政基本法立法。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一级国库、一级绩效、一级监管”总体构想，有效规范层级政府经济活动中涉及的收入、支出、管理、平衡、绩效、监督和公开等行为。譬如依法确定税收收入种类、税基、税率、税式支出范围和非税收入范畴等，避免主观行为破坏税制统一和公平市场，或以民生之名行“民粹主义”政绩之实。构造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财政安全“防火墙”至关重要。 

　　其次，完善主体税种由条例向税法过渡。税收法定从整体上提升了税收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目前，我国18个税种当中，有契税、城建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船泊吨位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耕地占用税、环保税、资源税和烟叶税等11个税种完成了立法，其余7个税种仍然处于条例、细则、办法等较低位阶。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有必要在条件成熟状况的下加速过渡到法律位阶。 

　　再者，加快推进预算绩效立法研究。在当前财政运行“紧平衡”状态下，研究探讨绩效立法，对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对冲不确定性公共风险，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确定性和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财政纾困和讲求绩效使然必须有法可依，而且绩效立法必将引导预算管理上升为国家治理的层级，进一步明确其功能定位和权利责任。 

　　探讨绩效预算编制改革试点 

　　绩效预算是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编制方式，注重财政资源的最优配置，讲求产出效果的最大化。从各国的实践看，绩效预算管理改革具有“危机推动”共性特点。目前，全球60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推行了绩效预算管理改革，形成了世界性绩效预算改革潮流。结合我国实践，可以从编制中期财政绩效框架开始，开展绩效预算编制改革试点。 

　　一是绩效预算讲求成本核算。按照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原则，明晰资金绩效目标，以结果为导向编制预算，坚持通过成本核算加以评价，极大程度上降低了行政运行成本，让许多国家切实看到了与传统预算相比带来的好处，目前一些国家正在坚持努力使绩效预算更有效发挥作用。二是绩效预算资金配置科学。支出绩效预算审查是对支出的经济性、效益性和效率性进行系统性审查，对低效无效或不必要的公共产品或服务支出政策进行削减，从而确定节支措施的交易成本。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基础上，对所有政府支出开展“综合审查”，通常与政治周期挂钩，为新政府提供重新分配资源机会。同时，对部门和项目层面较小规模支出开展“具体审查”，旨在重新确定支出优先次序。三是绩效预算有利政府治理。通过制度使预算部门和单位负责任地达到项目预期成果，能够提高纳税人对政府的信心。通过项目绩效预算编制改革，在设定项目目标、按照目标衡量项目的绩效、公开报告进度，倒逼决策者及时矫正偏差。而且，将关注重点放在成果、服务质量和用户满意度等方面，可以改善项目效果和质量。 

　　提高直接税税收比重充实地方财力 

　　按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部署，根据“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的要求，在维持现行财力分配格局相对稳定前提下，探讨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格局，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绩效。 

　　第一，简化税制。遵从优化税制结构、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的要求，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同时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税收制度。第二，完善体系。结合地方税立法，稳步推进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主要是设想是，根据税种特点，通过立法授权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培育地方税源，将部分在生产或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并将作为地方固定收入。加快推进政府非税收入系统性改革，规范收费管理，进一步推进费改税。第三，让度财力。在中央与地方固定收入、共享收入税种和分享比例设计上，适度向地方倾斜。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通过减少中央固定收入税种，降低中央留用比例，适度向地方下沉财力。如探索将消费税变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按照5∶5比例分享；将中央企业所得税实行中央与地方按6∶4比例分享等。 

　　理顺省以下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是政府间财政关系划分的基础。根据《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指导意见》，目前“1+17”领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仅完成了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应急救援等8个领域，省、市、县之间相关领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尚未启动，延缓了直达资金使用效能释放。因此还需廓清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认真贯彻落实“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要求。 

　　一方面，加快层级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在认真总结已经完成的医疗、卫生、交通、科技、教育、应急救援等8个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经验基础上，加快推进其他9个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对一些有争议的部门职责“求大同、存小异”，缩减改革时间成本。启动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尤其是要廓清固定事权、共同事权、委托事权，精准财政资金直达受益对象，切实达到资金的最优配置。努力做到“早拨款、早知道、早预算”。对生态环保、环境治理、社会保障等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要通过改革才能理顺其边界的，责令限期加快推进。 

　　另一方面，理顺省直管市同时管县的财政体制。根据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按照“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原则，加快理顺地方财政体制。除少数民族自治（州、盟）继续保持州管县等极特殊情况外，对实施市（州、盟）管县（市）的省（市），在1年内一律调整为省直管市同时管县财政体制。对省与县收入划分，省级原则上不超过50%，实施财力下沉，进一步扩大增加县级财力，减少名义转移支付规模，增强自我供给能力。对老、少、边、贫地区县（市），预算资金调度予以优先考虑和照顾，做到“兜底”“三保”。减少财政层级，让资金少走路，这是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