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AlanMacfarlane）曾说，英格兰之所以能在全世界率先实现社会转型，从一个农耕（agrarian）社会变成一个工业化（industrial）社会，是由一组相关联的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有宗教、政治、科学、政治结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等等。其中每一个因素都不可缺少，每一个因素又不能单独成为现代社会形成的充分的条件。英国的经验是，开启现代国家的大门的钥匙必须丝丝入扣，每一个零件和其他零件的关系都必须摆正确，让它们恰到好处地契合在一起，沉重的历史大门才会徐徐打开。 

　　在人类社会向现代世界转型的过程中，这种连锁因素相互契合的概率极低，而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形，该社会就能够成功地逃离传统制度和体制的束缚，进入到现代世界的行列中。问题是这一揽子的互相关联的现代性特点如何才有可能“同时出现”呢？这就有一个寻找通往现代世界的“进路”问题了。关键是要找到一种与旧制度迥然不同的全新的财富生产方式，以保障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在经济发展的征途中，现代世界各要素“相互咬合”的几率会大大增加。请注意，是那种中途不间断的增长，这是旧制度无法达成的目标。传统社会的增长是不能持续的，而不能持续的增长无法聚集资本，投资和技术、组织管理的创新就失去动力来源，现代世界也就无从生长，如麦克法兰所指出的，这条通往现代世界的进路“表现在一部财富增长之条件的杰作中”。 

　　接下来的问题是经济学上避不开的约束条件问题，如何才能确保社会财富实现不间断的增长呢？英国历史演化过程告诉我们，现代世界进路上最为核心的要素是，必须确保私有产权和对王权的有效限制。17、18世纪时法国人访问英格兰时注意到的一个细节，就是那里人人都是自己财产的主人，人人都可以过一种不受权贵们控制的生活，如伏尔泰曾说的：“英格兰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反抗国王，从而给国王权力设限的国民，是唯一通过一系列斗争而最终建立了一种开明政府的国民。在这种政府下，国王拥有做好事的一切权力，同时却被限制了一切做坏事的权力。……在这种政府下，人民非常清醒地参政议政。” 

　　相比较而言，商人之间的交易、劳动分工、货币流通之类的问题要相对简单，都可以通过市场自发秩序的形成来解决。商人之间希望对方的产权是明确的和有保障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自己选定的贸易伙伴。商人也不会任意剥夺对方的利益，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力，而且就是剥夺了别人的利益自己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显然，对商人的产权和利益真正能形成威胁的，主要来自于公权力。英国人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八百年历史演绎的是同一个故事：如何限制国王的权力（包括意识上的限制和行为上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在当时主要反映在国家的税收制度、政策和民众的税收负担上。 

　　较早揭示这种通往现代世界“进路”的思想家是亚当?斯密。在1755年的一次讲演中，他提出过一个财富增长三要素：“除了和平、便利的税收，以及适度的司法之外，把一个落后国家变成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他说这话的时间比《国富论》出版早了20年，所陈述的三点无一例外都是针对公权力而言的，而且这三点之中，税收或许更为重要。因为前后两点——战争和法律都与税收直接相关。正是这三点，把新制度下的现代世界和旧制度下的旧世界区分开了。“便利的税收”（easytax）不能翻译成low或light，因为在历史上，英国的税负并不很低，而是相对比较高。18世纪时，英国的平均税负普遍高于其他国家，当时在税负上能跟英国相比的，只有荷兰。但这样高的税负并没有引起英国人的反感，也从未导致严重的国内政治危机。其奥妙，就是因为easytax在起作用。 

　　斯密是古典自由主义税收思想的集大成者。《国富论》中提出的税收信条，是对easytax的进一步诠释。其中第一信条是平等。他认为每个国民都应当为维持政府的存在而纳税，但应当尽可能做到国民所纳之税与其各自的能力成正比，或者说，与人们在国家保护下所享有的收入成正比。与我们今天能够理解到的税负在纳税人之间的纵向和横向平等有所不同，斯密更重视的是另一层意思，即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平等。18世纪中叶的时候，英国大约有5万名国债持有者。斯密信条的其他三条，分别是便利、确定和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在斯密看来，每一笔税款都应当依据纳税人最为方便的时间和方式而征收，每一笔税款交纳的时间、方式和数量都应当是明确的和法定的，每一笔税款都应以高效率和低成本的方式征收，每一笔税款的实际负担和交纳程序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决不含糊其辞、朝令夕改。斯密认为只有这样的税收，纳税人才拥有较高的可预见性，在纳税的同时对自己的经营活动和日常生活做出妥善安排，也就兼顾了政府需要、民生和市场各方面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在传统社会中是极其复杂和难以处理妥当的。 

　　斯密认为，在上述四个原则中，第二原则最为重要。在《法学手稿》中他指出，“哪怕税负本身相当不公正，与税收的不确定性相比也是小得多的一种恶。当税是被随意课征的时候，每一个纳税人都被置于不受制约的权力的笼罩之下。不确定的税收怂恿蛮横无理，甚至原本不蛮横也不腐化的人，也会变得腐化了。”以此为逻辑起点，也就有了后世的以外部政治控制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国家预算制度和“公共选择机制”，以及现代社会面向社会大众的财政信息公开、透明，以及完善的问责和纠错机制。切不可小看斯密的这四个信条，它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接受了它，一个刚刚发展起步的经济体，就能避免税收过重而摧毁它的生产基础，经济就能长期保持稳定发展，也就能最终由一个传统社会迈向一个现代社会。 

　　斯密的逻辑是，政府应该对非必需品课税，而不对与穷人生死攸关的必需品——比如面包课税，而避免人们在生活困境中因纳税而陷入绝境。早就有学者指出，英格兰不对劳动阶级征收直接税，也不对他们征收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税。在英国，住房税、窗户税、收入税、财产税、估定税等等，从来不会落在劳动者头上，甚至不会达及零售商、手艺人、熟练工等人。英格兰在欧洲最早建立了现代性质的税收征管体系，其专业性和高效率使得税的征收，不必再倚赖于包税人之类的私人机构，而后者恰恰是欧洲大陆人民无尽苦难的根源。关于这一点，在巴尔扎克笔下的波旁王朝出卖外地收税权的情节中有生动的描述。 

　　在英格兰，长期以来富人和贫穷的人税负相对说都不算很重，税负担主要是由“下中产阶级”即中间阶级承担的。他们消费的物品常被课征高额的间接税。在18世纪的英格兰，中间阶级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以至于开始有能力支持国家的一场昂贵战争了。在当时，除了纳税，他们还有余力购买国债。这个税制和税负结构却是得到整个社会讨论和认可之后的结果。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就是英国，能率先做到税的征收事先得到主体纳税人群，即议会所代表的社会上层和中层阶级的同意，履行严格的法定授权程序，这便是斯密第二信条作用的结果，也是现代世界“进路”上最为核心的要素。 

　　所谓现代财政制度，说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但它却是现代新制度区别于传统旧制度的最基本的标志，没有之一。由于这种现代性质的税收制度的确立，英国人民幸运地避开了足以毁灭生产根基的沉重赋税，英国历史上才能长期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产业革命的发生正是与这种将政府征税置于私有产权和民众利益之后的税收制度的确立直接相关。没有后者，英国开启的现代世界的故事可能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在当时的英格兰农村，很少有横征暴敛的事情发生，军队因有严格的纪律从不进入民舍骚扰，政府也因为有议会决议的约束而从不在国家的正税之外横征暴敛，王国的每一位居民都可以较为轻松地随意享用自己辛勤劳动或依靠雇佣劳动所创造的谷物产品、牲畜产品，以及他们在水上或陆地的空间所获得的利润和商品。 

　　也许是受这样的历史事实的启发，斯密才会在他的演说中断言道：“法律和政府的目的，是保护那些积累了资金的人，使他们能够平安地享受劳动成果。总的说来，最好的政策，是那种听任事业自然发展，既不给予津贴，也不对货物课税的政策。”当代奥地利经济学派领袖人物米塞斯深谙斯密思想的精髓，认为税收制度和政策的基点是“适当”，对生产和消费不可产生“可以察觉到的干扰”，所以适当的税一定是低税。如果税收过高，那它就不是税，而是破坏市场经济的工具。他举过例说，公元八世纪到十世纪时，北欧海盗在西欧国家大肆劫掠，当他们离去的时候，社会经济劫后余生，人们种田和盖房子。过了几年，海盗再来，又有可劫掠的东西了。人类社会就是这样艰难地求取生存之道。中世纪时这样，但资本主义不可以，它经不起这样的反复折腾。资本主义的资本累积和投资，就是基于社会不允许劫掠或没收的事情发生。 

　　从以上对英国现代世界历程的简单梳理可见，建立对国家治税权的法律约束机制和合理的税负上限机制，这两个要素对现代世界的形成至关重要，而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历史上只有这样的机制才具有确保资本安全、维持一个社会技术和管理创新的资金需求，以及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增长的效用。历史上哪个国家这种运作机制建构成功，哪个国家就率先进入现代世界，没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