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与税收增长，似乎成了一个难解的谜题。一方面，财政部部长刘昆11月表示，今年全年减税总额预计将超过1.3万亿元，高于今年年初设定的1.1万亿元减税目标。另一方面，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增长13.2%，尽管增速回落5.1%，但不少企业还是发出了“税越降越多”的调侃。对此，一些专家解释说“这跟经济增长有关”。 

　　经济增长确实会拉动税收增长，但不能掩盖一些企业税负增加的事实，不然就不会出现“税越降越多”的质疑。在宏观层面谈问题，需先了解微观层面的实际情况，知己知彼，说话才有力。比如现阶段，有的企业经济增长了，有些企业则相反，“抱团取暖”、“准备过冬”等网络言论，也不是空穴来风，而质疑税收越来越多的，正是这些准备过冬的企业，也大都是中小民营企业。 

　　要解答“税为什么越降越多”，其实是有难度的。一因我国的税收征管体系庞大，国家出台的降税政策，运行到基层就有可能“西施变东施”了；二因各地经济发展不一，同一降税政策在各地执行时“把握的尺度”有差异，经济发达地区会“放水”，税源紧张地区则会“拧紧阀门”；三因很多企业还不懂得通过税务规划，来依法减轻自身负担。这三个要素应该是一些企业“税越降越多”的主要原因。 

　　我摆出三个事实，希望大家借此了解“税为什么越降越多”。 

　　第一个事实是：税局征税不仅仅依靠税率，在法定的税率之外，还有很多“偏向”征税的法规条款，这些条款对企业来说都是限制性的。 

　　比如增值税，其原理是按差额交税，即用收入应缴纳的税款，减去支出垫付的税款，把差额上交国库。如果只按税率缴纳增值税，那降一个百分点就是一个百分点，效果肯定十分明显。但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增值税的征收不仅依据税率，还依据各种“限制性”法规，即应税收入要全部按企业适用的税率计缴税款，但企业在支出时垫付的税款，不能全部抵税。收入要全部纳税，支出却不能全部抵税，就拉大了收支的税款差额，这个差额其实属于“多收”的税款。目前我国增值税法规明文规定不能抵税的支出项目有工资薪金、社保福利、银行贷款利息等等；人力资源密集的服务企业，主要支出是工资薪金，这些支出不能抵税，税负就降不下来。 

　　在“以票管税”的制度下，抵减增值税还有一个硬条件，那就是必须依据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即企业在支出后只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才能抵税，取得的普通发票就不能抵税。目前大力推广的电子发票就属于普通发票，都不能抵扣增值税。开出普通发票的卖方如数缴纳了增值税，买方却不让抵税，这就用政策拉大了收支的税款之差，拉大的差额都是增加的增值税税款。何况“税款之差”可以由征收力度决定大小。所以，只降低增值税税率，不取消限制性条款，后者很容易将前者的降税效益抵消。 

　　企业所得税跟增值税一样，也存在应税收入都必须纳税、但支出不能全部抵税的限制。企业财会人员每年的汇算清缴，做的主要事情就是把不能抵减企业所得税的支出项目调整出去（就像出差回来把超标的不能报销的票据挑出来一样），再在加大的计税基数上，计算企业应该缴纳的税款，这肯定增加了企业税负。 

　　我国的税收制度借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文明，但在借鉴时，收税方法全盘接受，减税方法选择性接受，这种改变了其收支计算原理的做法，是否会影响其体系的科学性？是否会加大我国税收的征收成本和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 

　　第二个事实是：税率还是原先设计的那个税率，但税收监管升级了，也更为严格了。我国各税种的税率，基本是在征收手段落后的时期确定的，为确保财政收入，定的都相对高。但现在征收手段更新换代了，税率还是基本不变，税收自然会大幅度增长。这就好比打鱼，渔网还是那个渔网，但网眼变小了。原先网眼大，比如六寸，会漏掉40%的鱼；现在网眼小到一寸了，90%的鱼都会捞上来。 

　　我国全面营改增后，为了保证税款的如数征收，一些基层税务部门还扩大了征收的口子，即原先不征税的项目，都纳入了征收范围。营改增后我本人就遇到过“独立董事津贴”要按“咨询费收入”缴纳增值税的“突发事件”，还要求本人坐飞机到当地税局开劳务发票，因每月收入不到20000元的法定起征点，最后作罢。这个事件说明基层税务的“执法弹性”，还有任性——可以根据征收任务自我调整。我熟悉税法，可以据法而争，但基层企业怎么争？他们也不敢争，遇到这事只能如数缴纳。这些如数缴纳的感觉最后都会变成“税越降越多”的质疑。 

　　因此在降低税率时，一定要考虑“网眼”变小的速度，不然降下的一个百分点也很容易被变小的“网眼”抵消。 

　　爱心提示一下：伴随降税而来的，必定是税务机关严格的依法监管。“网眼”大时，企业的一些行为不会“触网”，但“网眼”小了，以前的某些行为说不定就“挂网”了。所以企业在自律方面要格外注意，要依法纳税，依法节税，更不要有侥幸心理，违法乱纪，承担的可能不仅仅是经济处罚，还有刑事责任。 

　　第三个事实是：我们的财政收入指标最终都要分解到基层税务部门头上，变成基层所的税款征收指标。这些指标都是提前确定的——比如2017年就确定2018年的征收指标；也是当年必须完成的，就是当年颁布降税政策，征收指标也不会下调，而且跟绩效考核挂钩。所以，每当国家财税部门颁布降税新政时，最紧张的就是基层税务部门的征管人员，他们担心降税政策影响征收指标的完成，就会在降低税率后，通过限制性条款或“开口子”来保证税款征收指标的完成，要是全国的基层税务所一起加大征收力度，就会“按下葫芦浮起瓢”，在全国税收指标上呈现“税越降越多”的现象。 

　　上述三个事实说明了我国税收的复杂性，也体现出其中的矛盾性。要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考虑全面要素，采取“中医系统治理”的思路，把准脉，扎准针，对症下药。核心点还是在于税收法定，顶层设计要尽快地将税法的制定权、执行权和解释权三权分立，互为支撑，也相互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