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的减税降费，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认为，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支撑财源，使得减税降费可持续。可行的选择是，在千方百计压缩政府支出规模的同时，适时、适当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高培勇12月20日在深圳先行示范区首届金融峰会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上发表上述观点。他称，过去几年的减税降费，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旗帜下，以降成本为目标，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

　　不同之处在于，近几年的减税降费，特别提及给企业、给实体经济减税降费；而以往的减税降费不会特别提及给谁减税，“无论给企业还是居民个人减税，都有助于扩大需求，扩大需求是减税的目标”。近几年的减税降费聚焦增值税和社保费，均发生在企业的成本核算环节，而非利润分配环节；而以往减税降费大多聚焦所得税和涉及所得的收费的削减，“因为所得环节距离需求最近，无论减企业所得税还是个人所得税都有利于最大限度增加需求”。此外，近几年减税降费的实施途径是制度变革，只要制度不做出新的调整，减税降费优惠就会持续下去，这和以往有时限的政策调节不同。

　　“现在问题是这种以企业为中心的减税降费能不能可持续，要可持续就必须找到足够的财源支撑。”高培勇表示，对政府来说无非有三条路可走，自己少花，从其他地方、找别人拆借一部分，另外创造收入途径。

　　自己少花即政府削减支出。高培勇称，这无疑是最理想的，问题是能削减到多大的程度。2020年政府削减支出力度空前，非必须、非重点支出压缩50%以上。“问题是哪些是非必须、非重点的支出？又能把多少支出归入到这个范畴？”他认为，削减政府支出能够弥补一部分减税降费造成的亏空，但不能解决全部，甚至不能解决大部分。

　　从其他地方、找别人拆借一部分即增列赤字、举借国债。“目前总体上是这样做的，但如果按‘减降多少税费就增发多少国债’的办法，会出现两个问题。”高培勇表示，一个问题是资源配置格局根本上没有调整，“原来找你收多少税费，现在改为向你借多少债务”。

　　另一个问题是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即便政府的债可以不还，通过不断发行置换债来实现新老（债务）替代，但政府债务附加的利息是不能不支付的，而随着政府举债而添增的利息叠加到政府支出既有的规模上，从而会增加企业和个人未来的税费负担。”因此，增列赤字、举借国债的办法可以短期或者在特殊条件下使用，不能长期使用，否则会引发财政风险。

　　另外创造收入途径即对税费进行结构性调整，“某一部分收入减降下去，另外一部分收入相应增加上来”。高培勇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就税费改革方案明确的大前提是稳定税负，并且提到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隐含的前提是降低间接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而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无疑是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不可能一味的减而没有相应的增”。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1年重点工作任务，提出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 “减税降费政策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关键话题就是如何来获得支撑财源。”高培勇表示，可行的选择是，一方面千方百计压缩政府支出规模；另一方面，必须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部署，适时、适当提高直接税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