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财税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很清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什么是现代财政制度？历届文件对此都有所表述，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探讨。在新发展阶段，财税制度也应当被赋予新的内涵，要与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新征程联系起来。 

　　中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有三层含义：一是物质现代化，二是制度现代化，三是人的现代化。我们已经实现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属于现代化奋斗征程的一个阶段，而现在则进入了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新征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过去我们更多追求的是物质、制度的现代化；而在新阶段，则是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因此，现代化的财政制度也应当以人为核心、围绕人来做文章。在过去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长期围绕“物”做文章，着力满足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问题，这种以物为参照系的制度设计有其正确性。而在新发展阶段，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十四五”期间中国有望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思维方式必然要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实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这些目标也都需要所有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又是一切发展的落脚点。财税体制改革，包括税收制度、财政体制、预算制度等，都要以人为核心来进行设计，并做系统性重构。 

　　数字经济对财税制度提出新要求 

　　数字经济带来的深刻影响，其实质是给人带来的深刻影响。比如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剧变。根据马克思的考察，工业经济条件下人与物的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也就是物质资本雇佣劳动力；而在如今的数字平台经济下，很多雇佣关系已经变成劳务合作关系，这就意味着就业形态在发生重大转变，并随之带动了整体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变。数字经济使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也就意味，人的地位也在发生着变化，过去常说的“生产关系”已经注入了新的内涵。 

　　从现实来看，两大问题是需要考虑的。第一，走向共同富裕，要求机会大体平等，但这个问题却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城市里工作、生活的近3亿农民工，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同城待遇。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基本权利并不平等；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说，他们没有机会与市民一样地积累人力资本，从而导致群体能力普遍偏低，形成了一个低收入阶层。 

　　如果制度鸿沟不尽快改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是要缩小低收入群体的规模，要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给予他们平等的机会，包括平等地享受教育、医疗、基本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低收入群体公共消费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就是在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创造条件。在创新驱动的新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其差距的缩小，比物质财富积累及其差距的缩小变得更重要。一切发展要靠人，一切发展要为了人。 

　　第二，解决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平等待遇的问题，这需要财政体制的改革。因为人口流入和流出地在市民化问题上的态度并不一致。流入地的市民化成本应如何分担？这就涉及到财政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支出责任的划分，以及转移支付如何跟人走。市民化过程，就是人口流动及其区域分布变化的过程，与此不适配的任何制度都是与人的发展相背离的。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税收与税源的背离越来越严重。数字平台销售产品和服务后，税款交到平台所在地，但税源其实来自于消费者的购买，来自于全国各地。经济数字化趋势下，税收和税源的严重背离，使得传统的分税制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区域的协调发展，要从静态的地理基准转向动态的人口基准，区域发展与人口流动是互为条件的循环关系，有资源禀赋和生态的内在约束。数字化将会改变城乡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和经济社会联系，分税制需要与此相适应。 

　　数字化背景下的新发展观 

　　走向共同富裕，是要解决人类一直在探索、但未能解决的人类历史性课题，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至今为止可预见的正确方向。因此，财政体系改革也必须要围绕人来做文章。传统理念更多关注物质的现代化，从物质财富创造、经济增长等方面来考虑问题。但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有新的发展观，不能再主要依靠资源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物质财富的创造，而是要靠人力资本积累、靠人的创新和知识来实现物质财富的增加。 

　　与此同时，就还要实现人自身的发展，通过缩小人的发展差距来缩小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只有人的素质和创新能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才能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人既是发展的手段，也是发展的动力，又是发展的目的和落脚点。所以要建设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体系，财税制度改革等一切改革，都要围绕人来做文章，这样才能真正适应数字化的大趋势。 

　　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数字化改变了生产关系中人的地位，人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所有制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过去我们强调以占有权为核心的所有权，现在则更加重视以使用权为核心的产权，包括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法律规则的制订等，如《民法典》中的物权，从一个权利转变为一束权利，以所有权为中心变成以产权为基石，会给财税体制带来很多深刻的影响。数字革命会导致“所有权革命”，共享成为经济再组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绝对所有权将加速成为历史。这首先会改变税收制度的基础，从而影响整个财政体系原有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