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高净值人群税收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从以下三个方面优化我国高净值人群税收风险管理。
数据是风险分析的主要载体和对象，数据量的充足与否和数据质量的高低对风险分析至关重要，高质量的数据是风险分析的根本前提。因此，要加强大数据的采集和应用，充分发挥好大数据在风险分析中的“生命线”作用。 1.与其他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加强顶层设计，建立针对高净值人群信息共享机制，明确部门责任，规定高净值人群信息披露义务，推动建立涵盖金融、国土资源、车辆管理、外汇管理等部门信息共享平台，使税务机关能够及时获取高净值人群的各项收入支出、财产购置和处置、资本投资等信息，并将其纳税情况纳入重点跟踪管理。 2.运用公开专业网站获取数据信息。通过政府机关官方网站采集相关信息，如文化市场管理部门的大型营业性演出信息，体育部门的商业性体育以及其他重要体育活动信息；通过公开信息平台获取知名企业家、演艺人员、运动员等公众人物的投资、出行等相关信息；通过银行和咨询机构发布的高净值人群财富报告和消费报告，获取高净值人群区域分布、财富分布、投资行为及心态走向等信息；通过设置关键字，采用“互联网爬虫”技术抓取涉税信息，如“天眼查”平台、上市公司公告、股权转让、产权交易、法院拍卖等信息。这些互联网涉税信息的获取，可以弥补因信息交换频率带来的数据滞后问题，并检验外部门数据的完整性，补充其中缺失的部分。 3.加强涉外税收信息采集。在充分运用CRS交换金融账户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交换范围、充实交换内容，如将房地产、车船等非金融类资产信息纳入交换范围。建立涉外信息采集机制，定期收集境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各行业分国籍的薪酬标准、不动产价格等信息。充分利用税收协定中情报交换的流程和方法，积极与其他国家税务部门开展情报交换，收集高净值人群跨境交易、海外资产等信息，发现和识别高净值人群海外避税风险。 大数据背景下，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海量涉税数据的集中，基于数据仓库、数据挖掘和AI技术，通过对大数据的加工、处理、比对、分析，有效实现涉税数据的增值。 1.借助人工智能实施风险分析。以高净值人群户籍、薪资、职务、房产、车船、投资、社会保险等综合数据信息为基础，根据数据之间的关联性和逻辑性，结合高净值人群涉税特点和历史风险信息，摸清规律，运用数学建模方法，设计各类数据分析算法，构建重点风险识别模型库。AI系统可利用风险模型定时对高净值人群涉税风险进行自动扫描分析和深度挖掘，并通过建立计算机自主学习方法，根据税收政策变化自主修正指标模型和画像，将风险分析中的计算、比对、识别、判断相互关联，实现风险分析智能化，弥补人工数据分析识别可能带来的判断失误。 2.运用大数据建设高净值人群风险指标库。一是根据高净值人群职业特点实施分析，将纳税人分为高薪员工、文体明星、自由职业者、企业家、独立合伙人等不同类型，运用大数据对其行为轨迹进行系统研究，分析易发风险领域，总结提炼主要风险点；二是根据涉税事项业务特点实施分析，针对股权转让、股权激励、大额资产转让、跨境交易等特定事项全生命周期，分析重点环节存在的异常点和风险点；三是根据所得来源，包括劳动所得、经营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四个维度，围绕隐瞒收入、拆分收入、收入费用化、交易“地下”化等风险开展分析，实现风险点精准定位；四是通过提炼典型案例构建风险指标，有针对性地收集高净值人群纳税评估、税务稽查、反避税调查等典型案例资料，在全面分析具体案例的基础上，由点及面，提取有效风险点信息，形成相应风险指标。 3.挖掘企业数据信息，实施“穿透”分析。我国高净值人群大多为企业主或大型公司的股东、高管和独立董事，与企业联系紧密。通过对企业大数据的动态监控和分析，深入挖掘高净值人群涉税风险点。例如，将银行、保险、房地产、烟草等高净值人群相对集中的行业和单位列入重点监控对象。通过对企业薪金、年金、福利性收入等大数据的分析，筛选高净值人群劳动所得存在的风险点；通过对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股东构成、持股份额、限售股减持等信息的挖掘，关联分析股东、董事股息红利所得、股权转让所得等非劳动所得税收缴纳情况，从中发现隐藏的涉税风险。 1.加强事前风险预警。在税务机关与高净值纳税人之间建立合作遵从关系，借鉴英国和罗马尼亚做法，安排专职税务人员实时关注纳税人涉税业务，强化事前风险防范和预警，及时根据大数据分析结果将涉税风险点推送至纳税人，并根据涉税事项特点提供专业化税收辅导和服务，变事后风险应对为事前风险预警和服务，将风险防患于未然，通过双向互动促进纳税遵从度的有效提升。 2.实施事中专业化分类应对。根据高净值人群风险等级不同采取不同应对方式，以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管理效率。对于低风险纳税人，通过风险提示、纳税辅导等柔性管理方式实施应对，可借鉴英国做法，鼓励纳税人自我披露申报错误，在税收罚款和滞纳金方面给予一定的让步，以此提升其以后年度自愿遵从度；对于中风险纳税人，可采取询问约谈、实地核查等纳税评估方法，同时在应对过程中注意发现新的风险点，不断修正完善原有风险指标，实现对高净值人群税收遵从风险的动态管理；对于涉嫌偷逃税的高风险纳税人，可采取税务稽查方式，有效发挥稽查震慑作用，并通过公开曝光重大典型案例的做法，起到警示作用。此外，对于难度大、涉及面广的复杂事项，组建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风险应对专业化团队，实施“专业化+跨区域”团队式应对，集众智来提升整体成效；对涉及红筹架构、离岸信托等反避税风险任务，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协作，积极开展联合审计，在国际层面共同打击高净值人群跨境避税行为。 3.注重事后应对结果运用。比如，将风险应对结果与个人纳税信用挂钩，根据高净值人群历史风险信息，将信用等级分为Ａ、Ｂ、M、Ｃ、Ｄ五个等级。对评价等级为A的纳税人，给予诚信通告、办税绿色通道等激励；对评价等级在Ｃ及Ｃ以下的纳税人，采取阻止出境、限制高消费、限制银行贷款和限制购买理财产品等处罚措施，加大税收失信违法成本，促进其自觉提升纳税遵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