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就历史角度而言，财税和国家息息相关。从17世纪到18世纪，启蒙运动蔓延，资产阶级与国王抗争，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国家税收的权利。之后，“无代表就不征税”的思想确立了英国税法的原则。另外，建立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过程是税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在计划经济国家中，税收只是行政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税法仅作为经济管理和税收管理的工具，它几乎是税法的代名词。唯有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税收才是公法中债权与债务之间的关系，税法才能被理解为在具有法律控制权的国家中保护纳税人的法律。各国对财政法和税法的任务不同，但是税法和税制改革通常是国家变革的先驱。 

　　（二）就中国的改革模式而言，学者们提出了中国改革的几种途径。例如，在西方化模式中，本质是增加选举的规模和水平，这是民主化的主要方法，最终是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但是在中国，这种方法很难实施。另一个例子是精英民主的模式，强调了民主的逐步实施，首先是精英民主，然后是大众民主。这种方法不符合人民民主的本质。再一个例子是基层倡议模型，强调通过区域试点项目促进人民民主，并将其逐步推向最高层。但是就中国来讲，自上而下的总体计划更为恰当。一些学者提出了司法改革的试点模式，该模式应通过建立司法制度来支持社会正义。司法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项目，改革与员工和财务权利等先决条件是分不开的。相反，财税法治模型的优点是：第一，税收本身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财税法包括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博弈，立法机关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博弈以及纳税人与纳税人之间的博弈，弄清了这些关系就理顺了人、财和物之间的平衡问题。第二，财政和税收改革更加可行，可以最大程度地达成共识并减少阻力。所以，作者认为，财政和税收法治有助于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并有助于建立有关国家治理的共识。第三，财政和税收法治有利于税收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可以促进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竞争。最后，财税法治通过财税立法来指导财法和税法改革，为财法和税法改革的稳定发展作出了贡献。财政和税收法治对我们整个国家都是有益的，是国家治理的最佳突破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