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减税政策始于2013年开展的“营改增”试点，经过不断推广和扩大，2016年全面实行“营改增”，以减少重复课税、激发企业活力。降费政策同样不断完善，主要包括下调养老保险缴费率，标志性事件是2019年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由20%下降至16%。在此基础上，配套阶段性延缓甚至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等政策，极大缓解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 

　　2021年，减税降费持续发力，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1万亿元。可以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举措为我国应对经济增长放缓，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来自收入端的内生增长动力。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减税降费成效明显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刺激经济、创造就业可以通过财政赤字及政府支出来实现，但财政支出容易受到财政收入的制约，相比之下，减税则更具灵活性。增值税是针对企业提供最终商品和劳务的过程征税，调减增值税降低了生产成本，相当于鼓励企业开工生产，这将有助于稳定现有就业甚至增加新的就业，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对于资金有限的中小企业而言，减税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企业摆脱因为现金流压力而陷入财务困境的尴尬局面，防止企业实施大规模裁员；而对于资金较为充裕的大企业来说，减税意味着企业可将更多的内源资金配置于好的投资项目以扩大生产，从而拉动就业。 

　　相对于减税，社会保险缴费率的高低对于经济的平稳运行也具有重大意义。对企业而言，社会保险费用是一笔数额不小的劳动支出成本，现实中企业通常会通过降低工资、裁减雇员乃至变更合同的方式，向劳动者转嫁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缴纳社会保险费对企业经营造成的压力不可忽视。研究表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不仅会导致企业减少劳动力雇佣，而且会促使企业采取替代策略，在金融市场上配置更多的股票、债券等流动性资产作为预防性储蓄的方式，来缓解社会保险缴费对其日常经营造成的流动性约束。如此，将阻碍企业自身主业的发展，客观上也会对金融市场的稳定造成干扰。因此，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下调不仅能够缓解企业的经营压力，而且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 

　　优化减税降费结构 

　　近年来，财税部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减税降费促进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背后离不开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支持。以现代财税金融体制为减税降费的重要制度保障，未来还应密切关注减税降费的结构，强化社会主体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认识，保证减税降费政策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第一，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更加紧密地结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企业是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单位，又是纳税的主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紧密协调、配合，将对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日常经营、劳动雇佣和政策预期产生重要影响。未来要以更加创新的手段结合财政、货币政策，通过减税降费增加企业的内源资金，通过货币政策在贷款可得性、外部融资成本方面予以优惠，形成政策合力。 

　　第二，从注重减税降费规模转向调控减税降费结构，保证减税降费政策的长期可持续性。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我国的宏观税负（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在2013年达到顶峰，为18.6%。自2013年起，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开始不断降低，2021年预计降至15.2%。财政收支的平衡是顺利施行减税降费政策的重要约束。今后在实施制度性减税降费的同时，不仅要追求减税降费规模的大小，也要重点关注减税降费结构，即让利的市场主体是谁，要确保有资金需求的制造业企业、吸纳就业较多的中小微企业获得税费减免，确保科技创新企业获得税收优惠。 

　　第三，培养和引导企业、民众等社会主体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认识，增加社保参保率，确保社保制度的长期可持续性。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确保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利，防范和化解社会成员的生存危机，维系社会稳定和公平的重要制度安排。政府建立普遍的、强制的社会保险制度有其必然性。个体对于其在漫长的生命中可能遭遇的疾病、工伤、失业、养老、贫困问题往往是估计不足的，若其在风险真正到来时缺乏足够的应对措施，由此造成的社会、经济负担最终仍要由政府甚至是整个社会兜底，这是政府对个体实施普遍的社会保险费征缴的重要原因。我国社保参保率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社会各主体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待提升。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未来的保障安排，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也需要平衡好企业和个体的现有资金状况，在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同时，以实现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基本目标。 

　　可以说，我国政府通过减税降费实现了为企业减负的庄严承诺，但其效力不局限于为企业减负。受益于减税降费，企业得以维系并扩大生产，保障了社会个体的工作和基本收入，社保民生压力得到缓解，同时内生的社会消费也将促进国内经济循环。由此可见，减税降费是用财政收入短期承压，换企业就业、消费增加，这对经济稳定运行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