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西方经济学没有此提法，说这是对经济学的创新，不应该有异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多年过去了，迄今仍有人将“积极财政政策”等同于“扩张性财政政策”。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向读者解释：积极财政政策并非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相信大家不陌生。事实上，在凯恩斯主义问世之前，经济学家大多是不赞成财政扩张的。1929-1933年西方发生了大萧条，罗斯福率先在美国推行新政，西方国家纷纷仿效，结果财政预算普遍出现了赤字。也是时势造英雄，凯恩斯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政府赤字预算提供了理论支撑。自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在西方大行其道，凯恩斯也因此声名鹊起。

　　这里要指出的是，凯恩斯提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强调的是需求管理，重点是从需求侧扩投资。而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却与之不同，重点在供给侧。何以见得？大家可以再去读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报告提出的举措是：适度提高赤字率；更大规模减税，坚持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供给结构。

　　很明显，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发力点在供给侧，而且重点是调结构。由此想深一层，我们便可看出积极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另一点不同：即前者主要手段是减税（结构性减税），后者主要手段是发债。

　　经济学读者知道，历史上关于减税与发债曾发生过一场争论，著名的“李嘉图等价定理”则是这场争论的结果。

　　19世纪初，拿破仑挥师南北、横扫欧洲，为了共同对抗法国，英国组建了第四次反法联盟。为支持盟军，英国每年需对外援助巨额军费。围绕如何筹措军费，当时英国国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焦点在于，军费是通过加税筹措还是通过发债筹措？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一派力主发债，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加税。

　　李嘉图分析指出，发行公债与加税的区别，仅在于公债要偿付利息。假若政府不选择加税，企业虽然当年不必多缴税，但政府就得多发国债，而政府多发国债，最终要靠征税偿还，那么，日后企业就得多向政府缴税。于是李嘉图得出结论：今天政府发行的国债，其实就是明天企业需缴纳的税，发债与加税的效果是等价的。

　　是的，若拿加税与发债比较，李嘉图的推论没有错。不过李嘉图也有一个疏漏，那就是无论政府发债还是加税，皆势必挤占企业投资。反过来，若政府少发债而选择减税，也可增加投资，不过是增加企业投资。这就是说，发债（扩张财政）增加的是政府投资，而减税（积极财政）增加的是企业投资。我国去年中央预算赤字仅提高0.2%，而减税降费却达到2万亿，显然，主要着力点是扩大企业投资。

　　写到这里，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前面说，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手段是减税，但我国的减税却又不同于供给学派的减税。

　　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滞胀，扩张性财政政策千夫所指，于是供给学派半路杀出，提出了从供给侧减税的主张。若不深想，供给学派的减税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减税似乎并无不同。其实不然，前者主张的是全面减税，后者则是以结构性减税为主。

　　也许读者要问：积极财政政策为何不全面减税？我认为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最佳税率难以确定，二是全面减税未必能增加税收。

　　关于最佳税率，供给学派掌门人拉弗曾分析说：当税率为零时，政府税收是0；当税率为100%时，政府税收也是零，故最佳税率在零与100%之间。可在0与100%之间具体怎样确定，拉弗却没说。其实不是他不想说，而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这只是一方面。退一步，即便知道了最佳税率，减税也不一定能增加税收。以所得税为例。政府所得税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利润（应税所得额）；二是所得税税率。供给学派认为，降低税率可扩大企业投资，利润会增加，政府税收也会增加。理论上确实有这种可能，但却只讲对了一半。投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说，当投资达到一定规模，投资边际收益会下降。若投资增加而利润不增加，政府税收也不可能增加。

　　进一步分析：企业何时减税呼声最高？当然是经济萧条期。经济萧条说明生产严重过剩，此时若不调结构，全面减税对过剩产业会有刺激作用。过剩产能不去，不仅不能增加企业利润，反而会加剧结构矛盾。正因如此，所以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强调的是结构性减税而不是全面减税。2019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值税率从16%降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从10%降至9%，生活性服务业保持6%税率不变。

　　综上分析可见，积极财政政策有特定的含义，不能将其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等同。具体说：扩张性财政政策立足于需求侧，手段是增加预算赤字扩大总需求；而积极财政政策则立足于供给侧，主要是通过结构性减税推动结构调整。两者的区别泾渭分明，我们切莫误读积极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