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个人性格、理政风格和治国成就起伏最大，后世争议最多的一个皇帝。传统的历史学家一向把万历统治时期（1573—1620年）的中段看作明帝国的转折点，王朝局面由此变得难以维持，不可逆转地滑向崩溃。此间的标志性事件开矿榷税被视作历时最久、为祸最烈的弊政，口诛笔伐了400年。本文拟在梳理民变大体脉络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事件因果和是非。

　　一、祸起：民怨沸腾，民变四起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坤宁宫失火，扑救不及，殃及乾清宫，两宫悉为灰烬。一时间，“营建乏资，计臣束手。”府军前卫千户仲春建议开矿以助“大工”，神宗于同年六月派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指挥张懋、太监王虎随仲春到京畿地区开矿，委王虎总领其事。包括锦衣卫在内的卫所军官和各衙门下层官僚纷纷效仿，争走阙下，明朝历史上为时近20年“矿税使之祸”自此启幕，一发而不可收。当时的人事布局是：“真、保、蓟、永则王亮，昌黎、迁安则田进，昌平、横岭、涞水、珠宝窝山则王忠，真定复益以王虎，并采山西平定、稷山，浙江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则赵钦，山西则张忠，河南则鲁坤，广东则李凤、李敬，云南则杨荣，辽东则高淮，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寀，湖广则陈奉，而（陈）增奉敕开采山东。”“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

　　史料记载，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到三十三年（1605年），各路矿使、税监共进银300万两（一说至万历三十年为止，解进内府银子500余万两），还不时奉献金珠、貂皮、名马等。在聚敛财富过程中，报矿者经常无中生有，矿使不管有无，据其所报，招矿徒开采，编富民为矿头，随意征用民夫。陈增在益都开矿，征用民夫上千人，许多人无辜殒命，富民也很快成为盘剥对象。税监到处树旗建厂，巧立名目，穷乡僻壤，米盐鸡豕，莫不征税。

　　急功近利的政策和令人发指的暴行激起民众普遍而强烈反抗。武昌、苏州、景德镇、临清等地群众相继发动民变，万夫所指，人同一心，对抗、驱逐甚至杀死矿使税监。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御马监六品奉御陈奉被派往湖广监理矿税。他僭称“千岁”，胁迫官吏，纵容随从劫掠行旅，坑害商贾，强闯民宅奸淫妇女，致人心大恨，不惜“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某日，陈奉自武昌去荆州，商民数千人聚于途经之地，投掷瓦石袭击陈奉一行，势不可当。陈奉逃脱后，非但不感谢当地官员拼死相救，反而利用该事件大做文章，打击蕲州知州华钰和襄阳知府李商畊，受牵连府州县官员数十人。曾鞭挞陈奉仆从，事发时又不在场，有失维护之责的华钰被关押数年，治办过陈奉参随人员的李商畊被贬官。事后，有人告发兴国州民徐鼎等盗挖唐朝宰相李林甫妻墓，得黄金万计，神宗命陈奉将这笔财富送入内库。陈奉有恃无恐，大掘古墓，毒刑拷打被告，刀剖孕妇，溺死婴儿，激起更大动荡。这期间，汉口、黄州、宝庆、德安、湘潭等处，接连发生小规模反抗。年底，被辱诸生之妻赴官哭诉，市民万余尾随。巡抚等衙门不敢受理，人流转向税矿监衙门，投巨石击伤陈奉。官衙派甲士千人护驾，陈奉气焰再度嚣张。他以火箭火炮袭击民宅，许多市民毙命。

　　分巡武昌、汉阳和黄州三府的按察司佥事冯应京公开站在市民一边，逮捕陈奉爪牙。事变后，冯愤然上书，陈述陈奉十罪，不想反被陈奉告倒，贬官调职。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三月，朝廷派员拿冯应京进京问罪。得意之余，陈奉在交通要道张贴榜文，罗列冯应京“罪状”。武汉市民数万人愤然攻打陈奉宅第，陈奉到楚王府避祸，月余不敢出门。市民抓获陈奉左右16人，投入长江以泄公愤。巡抚支可大助恶，市民火烧巡抚衙门。武昌民变让万历大受震动，江西税监李道看准时机，告发陈奉侵吞财物，神宗召陈奉回朝。

　　天津税监马堂和山东税监陈增因抢夺地盘发生争执。神宗亲为调解，厘清二人征税范围。马堂随从数百人，非偷盗之徒即市井无赖。他们手持锁链镣铐，公然夺人资财，遇有抵抗者，乱加违禁的罪名，锁起就走。马堂规定，家僮告发主人，所查没财物，七分归官，三分奖家僮。临清中产之家多由此破产，远近罢市抗议。某日，万余州民火烧税监衙门，击毙马堂随从37人。守备王炀率士卒20多人冲入，救出马堂，马堂手下反告王炀肇事将他逮捕，王炀死于狱中。官府追拿参与事变者，州民王朝佐挺身而出，自认发难者，英勇就戮，临清民众曾建祠纪念。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太监杨荣去云南采矿。他虐待诸生，诬告云南府知府蔡如、赵州知州甘学书并将二人下狱，要丽江土知府退出所辖地盘，四处结怨。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腾越（今腾冲）民众起事，烧毁厂房，杀死税监衙门驻腾越代理人张安民。杨荣有恃无恐，继续作恶，杖毙民众，还将不听话的卫所指挥使戴枷示众、关押各一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三月，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率市民万人冲入杨荣府第，纵火烧房，并于混乱中杀死杨荣，投尸于火。杨荣随从200多人丧命。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受命带收税课。两年后，为抵制加税，苏州市民蜂拥而起，包围税监衙门，杀死孙隆随从6人，孙隆逃往杭州。神宗命府、按衙门追捕“乱民”，织工葛成（又名诚、贤）独赴官府，一力承担。他被判死刑，十多年后获释。清初，苏州民众在虎丘为葛成立碑，曰“吴将军葛贤墓”。

　　尚膳监监丞高淮出任辽东税使，恣横不法，甚至调动兵将，干预军事。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夏，高淮率家丁300人，打将军旗号，击鼓鸣金，扬言入京谒见皇帝。队伍驻扎广渠门外，京师震惊。众臣直言：高淮擅离职守，挟兵潜往京师，实为数百年未有之事，自称镇守，协同关务，亦荒唐至极。神宗存心袒护，称高淮是奉命行事，高淮更无忌惮。他肆意招募死士，出塞涉猎，与边将争功，克扣军士粮饷，关内关外深受其害。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前屯卫发生骚乱，士卒齐声高呼“愿食高淮肉而甘”。六月，高淮派员去锦州等地向军户索贿，军户杀来人，聚众千余围攻高淮衙门。高淮恐惧，逃到关内，告同知、参将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造成极大动乱。局面无法收拾，神宗召回高淮。

　　广东、广西、江西和陕西也发生民变。

　　万历年间民变频发，遍布各地，动辄万人，而且是市民阶层和反对宦官集团的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联合行动，起重大作用的往往是诸生、乡绅，或者受欺凌的中下层军官。

　　二、祸因：皇帝贪财，一意孤行

　　万历时期，整个世界正处于大变动期。由于生产力持续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中国已经走到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巨变前夜。遗憾的是，中国封建制度过于成熟和强大，延缓和拉长了巨变进程。加之皇帝沉溺酒色财货，无进取心，无回天力，明帝国非但跟不上世界潮流，相反还渐入绝境，加速终结。“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明廷差官开矿，始于洪武。遣使榷税，发端中叶。因得不偿失，开矿几起几落，榷税屡行屡止。万历中期，神宗“患内廷匮乏”，担心“三大征”耗费巨大而影响皇室消费水平，不顾臣民反对，剑走偏锋，一意孤行。凡开矿榷税之事，有求必应，“乞请之章，无日不上，批答之旨，无日不下”。

　　说来不可思议，万历执意开矿榷税，只是因为贪财。贪财像一张标签，牢牢地贴在明神宗脸上。翻开史书，万历贪财的记载很多。远在抄张居正家时，有大臣批评他“重货而轻人”。吏科给事中李沂批评他贪财，被消籍回里。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冒死上《四箴疏》，说皇帝患“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病，这和另一位大臣“好逸”“好疑”“好胜”“好货”的评语异曲同工。万历三十二年正月，内阁首辅沈一贯对矿税使横行深恶痛绝，上疏直言：“皇上视财太重，视人太轻；取财太详，任人太略。”还有人说他“唯贿是闻”。开矿榷税维系了将近二十年。史载：“当是时，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废弛”。“章奏不发，大僚不补，起废不行”。“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十之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万历三十九年），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上下隔绝，“而臣部党势渐成”。

　　陛下万事不理，此话精准到位。明神宗晏处深宫，不补缺官，万历三十年两京缺尚书3人、侍郎10人、科道官94人，全国缺巡抚3人、布政监司66人、知府25人。万历三十七年起，不少大臣封印出城，拜疏自去，许多办事机构陷入瘫痪，政务荒废。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洁自重，迨万历朝风气大变，“党局既成，互相报复，至国亡乃已”。

　　只有直接从事开辟新财源的太监（矿税使）才受到万历的重视。事实上，开矿榷税并没有给万历带来丰厚的收入。如前文所述，解进内府的银子只有区区数百万两，只是小头，被层层瓜分的才是大头，“大约以十分为率，入于内帑者一，克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翻译成吏部尚书李戴的话，矿使税监聚敛的财富，以十分计算，解入内府不过一分，矿使税监私入腰包二分，矿使税监随从就地瓜分三分，当地土豪恶棍中饱私囊四分。大学士赵志皋疏言：“前遣之使挟官剥民，欺公肥己，所得进上者十之一二，暗入私囊者十之八九”。这意味着，皇帝得到三五百万辆，而纳税人实际负担的却是三五千万两。就前因而言，开矿榷税是秕政，就后果而言，开矿榷税是暴政。秕政和暴政，都是弊政。对此，吕思勉和傅乐成的观察可谓到位：“神宗信任中官，使其到各省区开矿，名为开矿，实则藉此索诈。又在穷乡僻壤，设立税使，骚扰无所不至”；“神宗既长，荒于酒色，加重赋税，并遣宦官四出开矿，扰民达于极点，遂种下亡国的因素”。

　　事实上，开矿榷税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招牌，因为解入内府的银两和中饱私囊的银两，并非全部来自开矿、征税。“矿不必穴”“税不必商”8个万历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他在意的，只是钱。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字已然说明，“开矿榷税”和“公开掠夺”基本上就是一回事。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各阶层强烈反对，“市民运动”“市民风潮”或“城市民变”风起云涌，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

　　天下萧然，生灵涂炭。所行非事，所托非人。

　　奉派太监骄横不法，激起朝野普遍而激烈反对。凤阳巡抚李三才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敛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有的地方官吏旗帜鲜明，以不合作态度对待朝廷派遣的太监。太监潘相去上饶县查勘矿洞，事先通知知县李鸿，希望有所照应。李鸿禁止百姓供给食物，违令者论死。潘相在山上奔走终日，饥渴难忍，疲惫而归。官员公然对抗矿使税监是要准备吃苦头的，只要被指控阻挠开矿，轻则降职罢官，重则下狱治罪。万历三十年（1602年）五月，神宗患病，一度想罢去矿使税监。他召首辅沈一贯到后殿，谈及传回全部内监：“矿税因大工权宜，今宜传谕，及各处织造，陶器具停。”沈一贯忙回内阁拟旨，庆幸多年苦谏终有效果。谁知第二天神宗康复，又派宦官20余人到内阁追索前旨。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驾崩，朝廷颁遗诏承认“矿税烦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昭告天下“一切榷税，并新增织造、烧造等项，悉皆停止”。

　　三、祸根：多方角力，盘根错节

　　开矿榷税是一项错误的决策，错就错在用了一帮不该用的人，采取了一种不该采取的手法，办了一件不该办的事。从表面看，开矿榷税激发民变是因为中官聚敛失度，扰民过甚；从深层原因分析，开矿榷税一塌糊涂的背后是皇权和相权暗中角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激烈冲突，市民、中下层军官和封建士大夫（包括诸生、乡绅）等阶层融合取暖。而这一切，必须放在万历中后期官场生态和社会生态的背景下、放在道义和利益的博弈中考量。

　　矿税之设，本为大工。看似堂皇、充分的理由，其实根本立不住。王元翰曾上疏直言：“若捐内帑数百万金，工可立竣，毋徒劳四方百姓。”这笔账，精明的万历不会算不清，但他揣着明白装糊涂，他的用心是为内府开辟一条制度化、机制化、常态化的生财之路。对此，黄仁宇的观察可谓直截了当，“制度的管控能力有效，对于收入与开支都控制不力，这也导致了皇帝自我放任。由于公共财政总是混乱无序，皇帝没有自我克制的理由。当万历分遣中官出任税监之时，他甚至有理由认为这是为了攀比官僚的生活。”

　　时刻高踞道义制高点的文官集团自然看得透皇帝的私心，他们规劝皇帝的奏章在苦口婆心、不厌其烦摆事实、讲道理、谈危害的同时，也掩饰不住对皇帝置文官的职守、操守和脸面于不顾，转而重用中官为非作歹的不满甚至愤怒。这等于说，在包括开矿榷税在内的很多问题上，皇帝和文官集团一直在较劲和斗气。较劲和斗气的结果，是皇帝愈发一意孤行，发威用狠，文官愈发痛心疾首，徒唤奈何。

　　万历中后期的朝局诡谲而尴尬。由于皇帝拒绝和臣僚合作，君权和相权（其实无相，只有内阁）维持一种残缺、畸形的制衡。有研究者指出，皇帝拒绝与官僚们合作，原因简单而复杂。第一，皇帝一再受挫于官吏，屈从他们的意愿，于是心怀怨愤，以不合作报复文官集团。第二，当他满足于让政府的许多部门在人员配备过少和无领导人的情况下竭力支持时，他显然把所有那些与积累财富有关的文官机构排除在这种处置之外。第三，他满足于让人员减少，是因为没有付给那些不值一谈的官僚的薪俸可以转入他的内库。

　　疏远文官、重用太监的后果之一是激化了各级官员和太监的矛盾。当万历派遣太监到各省任税使和矿监时，他已然进一步疏远了各级官员。皇帝委派太监监督和主持各省行政事务至此已成惯例。由中使接管行政事务，降文官为事实上的属员，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起初，太监和文官总体上协力工作，随着开矿榷税范围逐渐扩大，太监权力逐渐扩展，他们与当地文官政府正常职责的冲突不可避免且愈演愈烈。在太监眼里，文官在赋税管理方面经常以马虎、无能和腐败出名，他们习惯于依照定额掌控收支，不谙精细管理和堵漏增收之道。在文官眼里，太监很少受到文化训练，漠视贫民疾苦，可能因生理缺陷引发心理缺陷，行事风格偏激，容易激发社会矛盾。

　　太监们没有能力、没有办法把官僚们办坏的事情办好，相反还办得更坏。太监越俎代庖，深度介入开矿、征税，通常把地方上的恶棍和投机分子搜罗到管理者和执法者的队伍中，矿税实际上异化成一种敲诈名目。极端的事例是太监们威胁在房屋和祖坟下挖地采矿，向业主勒索报酬。他们的活动由此受到文官、中下层军官的阻挠，还引发很多城市骚乱事件。李三才、冯应京、贺世勋等与太监的冲突就是例证。太监主导下的开矿榷税以朝廷信誉的极大损失为代价，只带来极少的收入，这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第一，整个社会奋起言利。“由是卑秩冗僚，下至市井黠桀，奋起言利。而珰使四出，毒流海内，民不聊生。”第二，部分矿企倒闭，困境中的矿工沦为盗匪，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第三，文官的工作和仕途陷入危机。明代，地方上的施政能力和治理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长官的政治品格。在制止地方士绅对民众的剥削时，他们经常被迫单独行动。随着党派政治成型，行政机关的自信被动摇了，怀疑和不相信的态度迅速且不可逆转地蔓延到低层行政机构。他们的美德很少被上峰承认，他们的刚毅得不到朝廷支持。第四，诱发内阁和地方政府的矛盾。比如同僚们认为，大学士沈一贯履职无能，敦促皇帝不力，这些不满情绪渐渐演变成上纲上线的道德批判和人品责骂，甚至派系缠斗。

　　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评价，开矿榷税全方位面激发了社会矛盾，已经远远超出税收范畴。河南巡抚姚思仁概括说：“开采之弊，大可虑者八。矿盗哨聚，易于招乱，一也。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二也。矿夫残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粮缺，饥饿噪呼，四也。矿洞遍开，无益浪费，五也。矿砂银少，强科民买，六也。民皆开矿，农桑失业，七也。奏官强横，淫刑激变，八也。今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及今不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矣。”

　　《剑桥中国明代史》认为，开矿榷税直接导致明朝统治能力衰落。“一个其公开承认的目的是保存农村村社单纯性的相对松散的政府，是没有能力应付新的时代的难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