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改革成效不是凭主观预测而必须靠实际结果才能证明。在本次提高消费税之前，日本国内超三分之二的商界与学界人士认为改革所造成的痛苦会显著轻于前一次，但日本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税率提高的首月，日本家庭支出便同比下降5.1%，为11个月来首次下降，并创下过去三年半的最大降幅。

　　作为日本政府过去一年最重要的财政政策安排，日本国内消费税率自2019年10月1日起从8%上调至10%.消费税的提高直接增大的是私人支出成本，进而对消费形成抑制。据测算，消费税每上调1个百分点，将使日本国内公众增加2.87万亿日元开支，因此，2%的消费税升幅就等于消费者增加了5.7万亿日元以上的支出负担。当然，对消费的传导影响也立竿见影。在家庭支出大幅收缩的同时，日本2019年10月份经季节调整后的零售销售环比下跌14.4%，创下有记录以来最大环比跌幅。

　　民众个人消费在日本GDP的构成中占比高达60%，消费的收缩自然引起了人们对本来就不景气的日本经济之担忧。对此，共同社给出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70.9%的调查对象对提高消费税率后的日本经济前景感到不安。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今年第三季度GDP年化季环比初值增长0.2%，创下年度新低。

　　其实，自1989年消费税在日本问世以后，日本政府先后两次上调消费税，而且每一次上调都出现了消费收缩与经济下滑的结果，以距今最近一次消费税税率上调为例，从5%调高至8%后，个人消费比上一年度减少了2.6%，当年日本经济出现了-1%增长的局面。那么既然提高消费税会产生施压宏观经济的阵痛，而且还有不止一次的历史教训，日本政府为什么仍要逆向为之？按照日本政府给出的说法，上调消费税就是为了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有稳定的财源作为支持。

　　日本总务省最新数据显示，在1.26亿国内总人口中，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3588万人，占比为28.4%，日本连续15年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的老人不仅生前靠政府救济，死后也“无人供奉”（日本语）。日本共同社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在领取低保的家庭中，65岁以上老年人超过50%，而去年日本近20座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有8287份“无人供奉”的骨灰只能由政府来保管与安置。为此，日本不仅长期养老年金入不敷出，而且投入到老年人口身上的医疗和护理以及善后费用暴增，其中仅2019财年总共34万亿日元的社保支出预算中，老年人口的支出费用就占了三分之一。

　　老年人口不断叠增的同时，日本国内的育龄人口却在日益下降，相比于30年前，目前日本育龄人口只有4300万人，降幅高达23%，同时，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每名女性生育孩子平均数为1.42，连续3年下降，不仅如此，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要点》报告指出，日本劳动年人口与老龄人口的抚养比为全球最低，25至64岁人口与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率仅为1.8：1.育年人口的减少以及新生婴儿的下降，表明日本的未来劳动力供给将严重不足，而极低的抚养比代表的是依靠劳动人口缴纳的养老金与税收来供养老年人口的压力空前加大。而在财政无力承担的情况下，只能靠增税来缓释。

　　当然，日本政府提高消费税也并不完全是仅仅满足养老金的及时发放，而是有着更长远的打算，那就是拿出增税收入中的2万亿日元用来推行“育人革命”。根据安排，从2019年10月起，无论收入多少，日本国内3岁至5岁儿童免费上幼儿园，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两岁以下儿童可免费上保育园；同时，在初中毕业以前，学生学费全免与看病全免，每个月政府还给每个孩子发相当于1000多元人民币的“儿童工资”。另外，从2020年4月起，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入学费和学费将得到减免。

　　不过，几乎所有的分析人士都肯定未来日本新增人口数量赶不上老年人口的增加速度。按照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推算，日本老龄人口比例到2025年将增至30%，2040年增至35.3%.对此，IMF在分析日本经济的2019年报告书中敦促日本日政府到2030年前将消费税率提高至15%，到2050年再提高至20%.无独有偶，OECD也发表报告建议日本到2050年将消费率大幅上调至26%.

　　可是，最近几年为刺激经济，日本政府不断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外加养老支出的日益增大，日本2019年财年的财政预算在历史上首次突破100万亿日元。为了满足公共财政开支，2019年财年日本增发国债32.66万亿日本，国债存量规模超过1000万亿日元，负债率达到240%.但借债要还本付息，现有财力无法维系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税收来解决。初步计算，由提高消费税增加的5.7万亿日元税入中，有一半被政府拿去还债。

　　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失去的10年”还是接踵而至的“失去的20年”，日本在遭遇经济停滞倾轧的同时，通货紧缩始终如魔影随行，实现2%以上的通胀目标落到现任安倍首相的身上。资料显示，提高消费税税率后，除了像鸡蛋、食盐等民众日常生活必需品出现一定幅度的价格上涨外，水电煤以及城市出租与飞机等公共产品服务价格均相应上扬。日本总务省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消费税税率提高额当月，全国CPI同比上涨0.4%.不过，从前两次上调消费税的结果看，CPI都会出现明显上涨，但六个月之后均有所回落。因此，本次提高消费税能够改写日本惯性已久的通缩就同样值得观察。

　　最后不得不强调的是，消费税在日本国内历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日本政坛的“禁忌”之一。大平正芳任首相时首次引入消费税以替代直接税（直接向国家和自治体缴纳的所得税、住民税、法人税等），引起中小企业和消费者团体的纷纷抗议，进而导致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惨败，大平正芳不久因心肌梗塞而亡。中曾根康弘出任首相第二年试图推出与消费税结构类似的“销售税”法案，照样引发强烈批判，自民党也在随后举行的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竹下登挂帅的自民党主持内阁政权时，将消费税由3%提高至5%，不仅直接导致内阁支持率下降到10%以下，消费税正式实施一个月后竹下登也被迫辞职。及至野田佳彦出任首相，民主党、自民党、公明党三党就税改达成了协议，并制定了分阶段将消费税率提高到10%的计划，但当年末民主党却付出了在众议院选举中惨败的代价。在如今的安倍晋三手上，5年前已将消费税从5%调高至8%，后来还想提至10%，但无奈反对声音太强烈，中间两度取消税改计划，直到2019年10月最终成行，而且调税后安倍还明确表示“10年之内日本没有必要再提高消费税”，显然，安倍是想借此安抚民众来防止自己走前辈的改革失败老路。

　　无疑，与前几任因消费税调整而跌倒的首相相比，安倍是幸运的。朝日新闻社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对提高消费税持“理解”态度的日本国民比例达到了54%，超过了“不理解”的40%.更为重要的是，2020年第32届奥运会将在东京举行，安倍可以借此增加财政投资来拉动经济，而且日本政府也正在讨论推出一项规模达25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支持经济和建设基础设施；另外，奥运会必将吸引更多观众与游客前往日本，境外消费对日本经济形成新的一波贡献红利值得期待。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日本经济不出现大的失速，即便是短期内家庭支出与消费发生波动，安倍的首相宝座也会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