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经济工作，怎么看、怎么办？一方面外部环境趋紧，另一方面稳中有变、变中有机。

　　为了促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就业、稳外贸、稳投资、稳金融、稳外资、稳预期”的工作方向，并且明确提出“研究推进大规模减税降费”，以稳定市场预期与市场信心。2018年，全年减税降费规模超过1.3万亿元，2019年要完成近2万亿元的减税降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要落地生根，让企业轻装上阵。释放减税降费红利，将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减税降费的根本目标是赋能中国经济增长，通过逆周期调节，确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不滑出合理区间，此外还要赋予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功能，确保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一、“稳”的基础更巩固，“进”的势头更强劲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必须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认清我国长期向好发展前景。

　　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产业结构单一到百业兴旺……回望70年，我们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2018年，我国原煤产量为36.8亿吨，比1949年增长114倍；钢材产量11.1亿吨，增长8503倍；水泥产量22.1亿吨，增长3344倍。移动通信手持机和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分别达到18.0亿台和3.1亿台。

　　今年，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的大环境下，主要指标仍保持在合理区间并好于预期。

　　“察势者智，顺势者赢”。察“形”辨“势”，不难感受到中国经济有稳的基础、更有进的态势，长期向好的大势不会发生改变。

　　（一）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关乎大局

　　201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0933亿元，同比增长6.3%，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从转型进程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稳步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经济发展质量在持续改善，2015年以来GDP增速连续16个季度稳定在6.5%~7%之间，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回升，经济转型的进程稳步推进。

　　从结构调整看，近几年，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大攻坚战，在去产能、去杠杆、控债务、控地产、强环保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虽然短期产生了一定阵痛和紧缩效应，但经济仍然实现了平稳增长，并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稳，不是原地踏步，更不是简单重复过去的老路。既要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要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稳中有变，“变”是关键，深刻理解内涵

　　通过加快结构调整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经济正呈现持续优化、加快优化的态势，朝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迈进。

　　———从产业结构看，创新驱动在加强。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0.4%，增速比全部投资快4.6%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3.5%，增速比全部投资快7.7%个百分点。像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这样一些新产品的增长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

　　———从需求结构看，需求持续扩大。外需市场多元化格局加快形成，内需代替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投资保持稳定，消费成长为“顶梁柱”。

　　“变”主要体现在中美经贸争端长期化、复杂化。当前我们遇到的中美经贸摩擦，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淬火”。与其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不如说堡垒最容易因外部压力而增强。“吹灭别人的灯，会烧到自己的胡子”。一个绵延五千年文明大国有着愈挫愈奋的韧性，“掰一掰腕子”之后，才能赢得大国尊严。

　　（三）变中有忧，“忧”是关口，抓住机遇

　　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发展呈现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复杂特征。一方面，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演变，大国关系面临深入调整；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各种文明交流互鉴。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机遇，就蕴含在危和机同生并存的变局之中。

　　从国内看，经济运行变中有忧，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结构性矛盾交织，短期因素与长期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是我们通往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遇到的阻力和无可回避的挑战。说到底，就是我国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的影响依然存在，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这些“忧”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和必须闯过的关口。

　　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着眼于长期大势，科学分析当前形势，抽丝剥茧抓住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但这些变化不足以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大势，也阻挡不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二、以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稳预期增信心

　　2019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4%，减税降费效果持续加大。从主要收入项目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国内增值税累计35570亿元，同比增长5.9%，比去年同期16.6%的增幅回落了10.7个百分点。去年5月以来，增值税进行了两轮深化改革，受降低增值税税率政策翘尾和今年增值税新增减税影响，减税效果进一步放大。

　　去年10月1日先行实施的提高个税“起征点”，以及今年1月1日，新修改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今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累计5639亿元，同比下降30.6%。

　　减税“大餐”中，深化增值税改革是“主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着力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来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去年，全年减负约1.3万亿元，这对于降低企业负担、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过去几年相比，2019年大减税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方式上从结构性减税转向普惠式减税

　　减税降费是近年来经济工作的主题词。过去几年，围绕减税降费，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这些政策往往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选择性比较强。比如，扩大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比例、针对小微企业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减免等，都有具体适用的行业与企业类别。相比之下，2019年的减税是普惠的，只要符合小微企业的五条标准、只要交增值税或社保费，不分行业、不分所有制、不分大小，就能从中受益。这就大大地扩展了减税降费政策的受益面。这就使得2019年的减税降费政策成为一个全面的、综合性很强的宏观政策，对所有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将产生影响。

　　2.力度上从“挤牙膏”转向“一步到位”

　　2019年增值税下降3个百分点，远超社会预期。社保方面，虽然有广东、浙江等省的养老保险费率已经执行了较低标准，但全国大部分省区的养老保险费率多为19%，现在“各省可以将养老保险费率下调到16%”，也相当于下调了3个百分点，力度同样超预期。由于增值税、社保费是当下企业税费负担的主要方面，因此这一针对主要负担所进行的大幅度调整，政策的精准度极高、瞄准性极强，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019年的减税政策是个“一揽子”政策，不仅涉及企业，也包括个人与家庭；不仅包括增值税、社保费，也包括公路通行费、电价、融资成本等企业负担下调，是一个全方位的减税降费政策大礼包。

　　3.从“单骑深入”到“集团军作战”

　　2019年，中央政府筹划此轮大减税时，就同步形成应对财政减收的综合性方案。

　　将赤字率从2018年的2.6%提高到2.8%，绝对数值为2.76万亿元，较去年增加3800亿元。将地方专项债券扩大到2.15万亿元，较去年的1.35万亿元净增加8000亿元。同时，提高特定中央企业特别是金融企业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盘活长期沉淀资金。

　　可以看出，与前几年减税降费的“单骑深入”相比，2019年围绕着“大减税”已形成一个“集团军作战”的格局，在减税减收的同时，增发债务、压缩支出也分别从旁策应，同时还积极调动和盘活财政存量资源。2019年围绕着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改革还有大动作，如要基本划清各个领域事权的支出责任范围、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等。理论与实践表明，这两者是明确地方收支范围、稳定减税效果的根本之策。因此综合而言，2019年的大减税与此前有很大的不同，决策层已有平衡“财政不可能三角”的系统考虑，正是从这一点上讲，2019年减税效果有制度层面的相关保障，减税效果可以预期。

　　从上半年的实际运行情况看，减税降费的政策效果十分明显。更重要的是，值此我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减税降费有效、有力地改善了社会预期，增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乐观情绪。

　　三、中美经贸摩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淬火”

　　（一）中国会痛，但绝不会输

　　2019年FOMC票委、美国波士顿联储主席罗森格伦（EricRosengren）在5月21日周二参加纽约经济俱乐部的午餐演讲时指出，贸易摩擦是目前“突出的下行风险”。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显示，中美互加关税后，洗衣机的平均价格上升12%,烘干机等相关产品的价格也随之上升。美国服装和鞋业协会估计，如果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一个四口之家每年的衣服、鞋子等花费可能会增加500美元；美国贸易顾问公司估计，中美贸易摩擦令美国家庭每年平均开支增加2300美元。换句话说，美国消费者面临失去购买质优价廉商品的机会。

　　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面临多年少见之考验。近期有关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外迁的报道及“唱衰”中国制造业的论调甚嚣。

　　关于制造业外迁问题，我做过专项调研。随着产业分工和产业布局的深度调整，有的制造业企业考虑要素价格变化情况，向劳动力以及环保等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去转移。有的企业基于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主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也有少数的企业是为了规避中美经贸摩擦，“洗产地”去越南等地，但通常是中低端，而且数量不大，对就业、产业链等方面的影响总体可控。

　　企业外迁不是说搬就搬，要考虑运营成本、产业工人、供应链配套以及交通运输等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受综合成本制约而外迁的，比如到越南北部制鞋、服装等，原材料、半成品等产业链还在中国。相信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绝大多数企业会继续留在中国深耕发展，也会有更多企业来中国投资兴业，谋求新的更大发展。

　　（二）减税降费对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作用

　　1.减税能够有效对冲美国加征关税的负面影响。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最直接的影响是中国商品在美国变贵了。对此，中国可以提出对相关企业相关商品进行同幅度的减税，此举将有效降低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价格，有效应对美国贸易战。

　　2.中国可以通过对美国的商品征税以解决减税的资金缺口问题。如果中国采取减税措施应对美国的贸易战，有人就会认为这种方式可能成为中国对美国的转移支付，因为美国加征关税直接带来了美国财政收入的上升，而中国的补贴就构成了财政负担。因而，为了对等，中国可以对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加征总额税，规模与对国内相关企业的减税相一致，此举就可以促使中美贸易战中两国财政的对等。

　　减税是一箭多雕之举。中国推行减税政策，不仅可以有效应对当前的贸易冲突，而且能够向社会释放重要信号，即中国将更加重视通过减税来应对宏观经济稳定问题。

　　上半年实现了6.3%的区间年度增长目标。当前要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投资、消费苗头性问题，化解面临的最大风险点，精准发力，定向施策。

　　建议：一是让减税降费落地生根等积极财政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二是坚持就业优先政策惠民生；三是妥善处理管控外部风险的负面影响；四是加快实施专项地方债支持的基建项目。

　　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要通过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挖掘新动能，激发市场微观主体的积极性；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国逆周期政策仍应适当加强，积极财政政策要有预案，优化财政支出方向，结构上疏通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机制，同时加大协调防范金融风险，宜疏不宜堵，坚持精准施策；鼓励政府国企央企的创投基金投入创新创业的初期阶段项目，发挥政府杠杆的撬动作用，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合规合法地投入相关国计民生产业；积极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在国际竞争战略中建立全球视野，进一步加强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扩大国际合作、构建双赢机制。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重大专项工作宣讲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