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正式诞生，成就了亚当·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不朽名声。除了反对重商主义学派和重农主义学派的观点，斯密在该书中还指出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并提出税收四原则。

　　亚当·斯密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亚当·斯密生于1723年6月5日，卒于1790年7月17日，享年67岁，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亚当·斯密幼年敏而好学。1737年，年仅14岁的他进入格拉斯哥大学，主修拉丁语、希腊语、数学以及道德哲学。学习期间，他对著名哲学教授弗兰西斯·哈奇森的自由主义精神有着浓厚兴趣，这位老师的渊博学识与高尚人格对斯密影响巨大。1740年，斯密获得了斯内尔奖学金，被推荐进入牛津大学学习。1751年，他回到母校格拉斯哥大学任教，主讲逻辑学和道德哲学。任职期间，斯密公开发表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1762年，他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1764年，斯密离开格拉斯哥大学，成为贝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此后，斯密陪同年轻的公爵到欧洲大陆旅行。3年的旅行经历以及在旅行过程中同许多知名学者的交往，促使斯密的经济理论走向成熟，尤其是重农主义的经济学家魁奈和杜尔阁对他影响很大。1767年，斯密结束了3年的欧洲之行，回到故乡柯卡尔迪，开始潜心研究并撰写经济学著作，完成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776年3月该书正式出版。

　　1787年，他正式担任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校长。1790年7月，这位终身未娶的伟大学者与世长辞。

　　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经典之作

　　斯密一生奉献的两部传世经典《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国富论》（1776年），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前者为伦理学著作，好评如潮，它的出版使亚当·斯密享誉学术界；后者为经济学著作，成就了亚当·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不朽名声。

　　《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正式诞生，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该著作不仅包括了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还囊括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的内容，对后世有着重大影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评价说：“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作出的贡献，超出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贡献的总和。”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批判地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学理论——重商主义理论和重农主义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建立的道德体系为前提的。斯密的理论体系不但影响了马歇尔、凯恩斯等经济学学派中涉及的伦理问题，还启发了一些经济学家采用社会道德规范、社会心理、文化因素来解释经济现象。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学，也是建立在斯密的理论基础上。这位印度经济学家在著述中反复阐明了斯密的贡献。在经济学界，斯密几乎成为被征引最多的经济学家。自2007年开始，亚当·斯密的头像出现在英国20镑面值的钞票上。

　　《国富论》的主要观点

　　十八世纪的欧洲处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阶段，特别是在斯密出生的英国，社会结构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其财富增长方式也发生着重大变化。

　　批判重商主义学派。《国富论》为人们描述了当时欧洲主要富国的财富增长途径，针对当时在欧洲盛行的大量储备贵金属的重商主义政策进行了经典的反驳，批判了重商主义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重商主义强调“贸易逆差是亡国之兆”，而斯密却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只有其生产长期不能满足消费，才是真正的衰亡之源。在未来一个多世纪里，英国因重视工业革命，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及获取大量殖民地成为世界霸主，而曾经的殖民枭雄西班牙和葡萄牙因储备大量金银的政策而抑制其农业、制造业发展，导致两国逐步落后。

　　批判重农主义学派。斯密认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不赞成重农主义学派对于土地的高度重视，明确提出劳动才是最重要的，而劳动分工能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斯密认为四种不同的资本运动方法都可以推动生产性劳动，并能增加国民财富。其中，农业对生产性劳动的推动作用最强，其次为制造业、批发业和零售业。一国的富裕程度与其产业结构紧密相关，而产业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要素的流动，特别是资本的流向。斯密对于18世纪的中国有着深入的研究，在《国富论》中，他多次提到中国，并指出当时的中国因为过度重视农业而忽视开拓海外市场，因而制造业的生产力大大受到限制。对比之下，同时期的欧洲各国市场较小，大多致力于对外贸易，其制造业和商业较为繁荣。

　　发现了“看不见的手”。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约束，实际上却是由“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斯密认为人的动机都是自私而贪婪的，自由市场的竞争将能利用这样的人性来降低价格，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进而造福整个社会。据说，斯密曾在《国富论》的扉页上写过：“女王陛下，请您不要干预经济，回家去吧，国家只做一个守夜人。”斯密认为国家的作用应在于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建设并维持公共事业和某些公共设施，保护国民不受其他国家侵犯以及教育国民。后世许多国家建立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权，都受到斯密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扮演“守夜人”思想的深刻影响。

　　支持自由贸易政策。斯密认为，由于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的作用，重商主义政策并不能有效留住财富。只有在对外贸易中坚持自由主义原则，国家之间各取所需，才能促使财富真正持续稳定地增长。他指出，任何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都可能过分强调某种政策所带来的好处，而阻碍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然流动。事实上，通过国家分工和自由竞争，让资源自然流动，让资本自由配置往往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斯密还首次论述了汇率的波动和结汇币种会对贸易收益产生很大的影响，对后人形成了极大的启发。时至今日，市场经济、国际贸易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并带来全球财富成几何倍数的增长，《国富论》功不可没。

　　提出税收四原则。财政问题对每个国家而言都称得上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斯密对国家财政的相关论述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一是根据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原则，提出国家的职能。二是反对因为公共债务的增长而增加税赋，担心因国家税赋过重而导致商人及工厂主将货币资本转移到国外而对本国造成危害。三是认为偿还国债及维持政府日常开支需筹措资金，其主要来源是赋税。并提出著名的税收四原则，即“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经济原则”。这些原则直到今天仍然受到广泛推崇。其具体内容如下：

　　1.平等原则。斯密在书中写到，一切公民，必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缴纳赋税，以维持政府。这里突出的是纵向公平，按能课税。他主张税收“中立”，政府少干预经济，多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

　　2.确定原则。斯密主张国家不能随意改动课税规则，应按照法定原则，明确税收征收制度。在他看来，税收不明确给公民带来的危害远大于税收不公平所带来的危害。

　　3.便利原则。斯密认为，税收的征纳手续应该简便，特别是在缴纳时间、地点及缴纳形式上，都应尽量为纳税人提供便利。如缴纳时间应选择在纳税人收入丰裕的时候，缴纳地点选择在交通便利的地方，缴纳方式可采用货币形式，以避免纳税人因运输货物而增加额外负担。

　　4.经济原则。即税务行政效率原则。斯密提出，一切赋税的征收，应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得的收入。

　　（作者：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副处长）